anges）。集子裡收錄的論文發表於1977年至1995年間，主題基本一致，大多是圍繞經濟、社會、組織和管理等內容展開。不像一般我們所見到的管理學著作，就管理論管理，很少跨學科，跨領域，但到了德魯克那裡，就完全不同了。德魯克似乎不滿足於寫企業管理，點到為止，在許多場合，他像一個作家（如《旁觀者》），像一個社會學家（如《新社會》、《新興工業社會》），甚至也像一個成功勵志家（如《卓有成效的管理》）。因此，瞭解並習慣德魯克言說方式的人會一如既往地予以欣賞和尊敬。儘管我們可能無法很直接地從他身上獲取“三個原則”“六個要領”“九個必知”等類似的管理技巧，但他似乎有意讓我們去認知時代、歷史層面的管理，用他的話來說，“未來的大趨勢要求我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這其實也是《鉅變時代的管理》的主旨，全書24篇文章和2篇專訪，討論的問題明顯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線索。它討論的都是已經發生的、不可逆轉的變革；也是管理者可以和實際上也必須採取行動應對的變革。

儘管德魯克在書中一再聲稱自己不是要預測未來，因為“預測未來並不十分困難，只是毫無意義”。他所做的只是在闡述管理者在創造未來的過程中可以做和必須做的事情。因為這點，使得《鉅變時代的管理》在內容和意義上顯得更加深刻而重大。“幫助今天的管理者在不同以往的明天到來前做好準備，實際上也是讓這樣的明天成為屬於他們的未來。”類似的措辭總是容易讓那些正在面對動盪時代挑戰的管理者有所期待和寬慰，當然，關鍵還是德魯克這次又說了些什麼？

一開始，德魯克沒有背離他最主要的身份，他討論了管理者的工作，即如何做到卓有成效？透過梳理管理領域一些已經發生的事件，德魯克開始質疑或甚至號召摒棄過去40年中一直行之有效的和因此自然而然被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假設、規律和慣例。之後，德魯克修正並建立了許多管理理論。首先是“經營之道”理論。該理論分三部分：第一，有關企業環境的假設，即有關社會和社會機構、市場、顧客及技術的假設；第二，有關企業特殊使命的假設；第三，有關完成企業使命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而有效的經營之道，理應是有關環境、使命和核心能力的假設，必須符合實際情況；在三個領域中的假設必須相互適應；經營之道必須被整個企業知道且理解；經營之道必須不斷接受檢驗。同時，它必須要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在談到“應對不確定性計劃”的對策中，德魯克的建議是“無論經營好壞，在企業制定的永久預算中，創造和保持有助於企業未來的資源（在研究與技術、市場地位和服務、員工及其發展等方面）的費用每年必須佔10％～12％”。另外，德魯克還對經營過程中會出現的錯誤做了清算，在“五種致命的經營失誤”一文中，他指出“對高利潤和‘溢價’頂禮膜拜”、“給新產品確定錯誤的價格，即按‘市場能夠承受的價格’銷售新產品”、“成本推動型定價策略”、“在昨天的成績基礎上錯失明天的良機”以及“創造問題孳生的土壤，扼殺機會生存的環境”等是管理層一而再再而三會犯的錯誤，它們是必須抵制的誘惑。比較有意思的還有一篇“總統六準則”，它可以被看作是對高階管理者的忠告。第一守則是“需要做什麼”；第二守則是“集中精力，不要分心”；第三守則是“不要在有把握的事情上孤注一擲”；第四守則是“卓有成效的總能不能事無鉅細”；第五守則是“總統在政府中沒有朋友”；第六守則是“你一旦當選，你就要停止競選”。

在其他幾個部分，德魯克照例體現了他作為一個對時代變革格外警覺和敏感的管理學家所具有的觀察力。如在“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部分，德魯克寫了六篇文章，揭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根本性變革，即資訊越來越成為管理者的關鍵性資源和組織的基礎。而在“經濟”和“社會”部分，德魯克對社會動盪的破壞性深懷警惕，他認為雖然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但變革的方式卻是可以選擇。變革可能是暴風驟雨般地來臨，也可能以連續的、和平的方式進行，究竟以何種形式釋放變革的巨大能量取決於一個社會對創新的態度和創新的能力。如果一個社會處於不斷的創新之中，那麼它將可能維持穩定和繁榮。如果一個社會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變革的巨大能量就會積累起來，有朝一日爆發為劇烈的動盪。德魯克在童年時期、青年時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所以他總是習慣性地對世界保持適當的距離、對每一次出現的變革保持必要的警惕。他喜歡把自己扮演成“旁觀者”的角色，對社會發展的進路作出精確而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