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以擊倒對方，而處於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之間的強大“氣流”就是亞歐草原上的那些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這次大入侵活動到公元前6世紀時就已經結束了。但是在已經擴大了的文明地區之外，在亞歐大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許多追逐水草而生的遊牧民族，他們還沒有進入文明狀態。例如在秦漢帝國西北邊境的匈奴人、在羅馬帝國東北邊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亞草原上的阿蘭人、馬扎爾人、大月氏人等。這一支一支的遊牧民族，在兩大帝國之間的廣闊草原上來回遊動，哪一個帝國勢力更強盛，他們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遊動。這情形就像是一個天平，這一端高起來了，那些遊牧力量就會順著秤桿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來了，它們又會向另一端遊動。遊牧民族本來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沒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動產，哪邊衰弱而有利可圖，他就往哪邊倒；哪邊強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遊動。當時在羅馬帝國和中國的秦漢帝國之間，雖然沒有進行直接交鋒，但是由於秦漢帝國不斷地向西部擴張，不斷地主動攻擊匈奴，所以使得匈奴掉頭向西逃竄。結果呢，就引起了整個亞歐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遷徙的“多米諾骨牌運動”。平靜的亞歐大草原一下子就躁動起來了，匈奴人的西遷迫使一支又一支的遊牧民族紛紛向西遷徙或者向南遷徙。從公元前2世紀開始，匈奴人就在漢朝軍隊的主動攻擊之下向西遷徙，到了公元后1世紀，匈奴人又在漢朝軍隊面前受到了一次較大的軍事挫傷，於是他們就大規模地向西流竄。匈奴人在亞歐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勢力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到了公元5世紀，匈奴人終於來到了歐洲多瑙河流域。在他們的擠壓之下，當時亞歐大草原上的一些遊牧民族，如月氏人、馬扎爾人、匈牙利人、阿蘭人、日耳曼人等，就紛紛往西跑或者往南遷，於是災難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農耕文明的頭上。薩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羅馬帝國則遭到了滅頂之災。這樣一個遊牧民族大遷徙的“多米諾骨牌運動”，它的第一張牌可以說是由秦漢帝國推動的，而匈奴人就是這第一張牌，它一旦倒了，就壓得亞歐草原上的其他遊牧民族紛紛向西南方向倒下。這樣就引起了遊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動。

大家可能覺得，透過匈奴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漢帝國在這場“內功”的較量中佔了上風，因為這場民族大遷徙的“多米諾骨牌運動”的最後一張牌，即日耳曼人這張牌最後壓到了已經是日薄西山的羅馬帝國頭上，導致了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的崩潰。但是我們發現，早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前，中國的秦漢帝國已經率先陷入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之中。雖然匈奴人西遷的第一張牌是由漢帝國推動的，但是匈奴人從亞歐草原的東邊遷徙到西邊，走了好幾個世紀，直到5世紀才把最後一張牌推倒在羅馬帝國的頭上。在這個漫長的遷徙過程中，漢朝本身已經在內憂外患中完蛋了。東漢被三國所替代，後來三國歸晉，再後來，死灰復燃的匈奴人又捲土重來，滅掉了積弱不振的晉朝，在黃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權。繼匈奴人之後，鮮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紛至沓來，像走馬燈似的變換著政權形式，造成了所謂的“五胡亂華”局面。而漢人則在黃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權，形成了南北朝對峙的格局。這就是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國所造成的局勢，它使得秦漢帝國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前就走向了崩潰。

在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遷徙，導致了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等第二代文明的瓦解，在這次大入侵的雄壯尾聲中，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又摧毀了奄奄一息的波斯薩珊王朝。至此，人類的第二代文明紛紛瓦解，透過形態嬗變產生出第三代文明。印度文明是一個例外情況，因為它過早地確立了高階宗教價值系統，提前進入到第三代文明形態，即宗教時代的文明形態中。由此可見，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導致了英雄時代的三個強大文明——秦漢帝國、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的解體，透過形態嬗變而產生出三個新的文明形態，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亞和中亞的###教文明，中國的儒家倫理文明。再加上印度南亞次大陸已經確立的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亞歐大陸的四大文明體系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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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時代的四大文明體系（1）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在日耳曼蠻族的大舉入侵下終於瓦解了，在經歷了長達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