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不滿，即捕風捉影，於1907年7月發起倒孫風潮。黃興力顧大局，盡力維護孫中山，駁斥章、陶種種汙衊不實之詞，終於使風潮得以平息。但章、陶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1910年2月，陶成章在東京重建光復會，以章太炎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形成了對立的革命組織。另有一些同盟會員則組織共進會，後來又回國在兩湖一帶進行革命活動。孫中山對於同盟會員不能服從領袖的指揮也心存耿介，因而疏遠同盟會本部事務，在海外有另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結果，中國同盟會在思想和組織上一直處於非常鬆散的狀態。　。　想看書來

1．三顆政治明星（12）

清政府的新軍建設在全國推廣後，孫中山、黃興和同盟會的主要骨幹，也接受了湖北革命黨人的建議和經驗，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動廣州新軍士兵上。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由於偶發事件，打亂了原先的步驟，倉促發動而遭到失敗。廣州新軍士兵大多傾向革命，是同盟會中樞直接掌握的最精銳的力量。廣州新軍起義，使清政府意識到自己面臨“養虎自衛”的困境，於是，派舊式防軍把新軍監視起來。

孫中山在美國宣傳革命和籌款，得知起義失敗的訊息後，並不氣餒，他提出了新的計劃，並於11月13日秘密東歸，在馬來亞的檳榔嶼，召集同盟會骨幹會議，鼓勵大家振作精神，重謀大舉。會議認為，清王朝已經是風燭殘年，搖搖欲墜，全國各地佈滿乾柴，只要點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會議決心進行充分準備，集中全黨精英，在廣州再次舉行起義，期在必勝。黃興從留學生和華僑中選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組成“選鋒”，作為起義骨幹，策動廣州的新舊軍隊響應。1911年4月27日（即舊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興親率選鋒在廣州起義，但遭到廣州舊軍的圍攻，孤立無援，損失慘重。黃興多處負傷，被迫撤出戰鬥。

經過精心準備的“三？二九”起義失敗後，黃興等情緒低落，意志消沉。同盟會中的一些同志，對同盟會的現狀深感憂慮。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在上海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計劃經過長期準備，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會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也。”對中部總會的定位是：“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中部別之，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中部總會雖然認識到了同盟會中的問題，但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措施和辦法。孫中山則從不氣餒，仍然堅持在海外作革命的宣傳，為革命籌款。但是，時局的拐點在哪裡？他似乎很茫然，缺乏敏感性。他不知道國內矛盾的焦點正在湖北地區集結，武昌起義的爆發，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看來，這只是冒險精神的偶然勝利！

三雄分合

晚清政局，懦弱無能的攝政王載灃代表了滿族親貴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凱則代表了體制內在新政中發展起來的權臣勢力，而梁啟超則代表了體制外民間的和平改革派勢力，孫中山則代表了對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間反體制革命勢力。袁世凱、梁啟超、孫中山，三個社會梯次的勢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複雜地糾結在一起，並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從他們成長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現代意識其實還非常薄弱，更不要說中國國民了，對西方文化的學習才剛剛開始。辛亥革命爆發後，出現了國家政治洗牌重組的局面，三股勢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們如何分享變革的成果？如何規劃國家前進的方向？一時成了一個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撲朔迷離的一劇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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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國紛爭：革命黨的權力佈局（1）

辛亥革命時期，湖北的革命組織屢經變遷，最後形成文學社和共進會，他們的發起人和骨幹大都也是同盟會員，贊成同盟會的革命領導地位，但不直屬於同盟會本部的組織發展系統。他們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就發展起革命的組織，在湖北新軍中長期工作和潛伏，革命組織和力量雖然屢遭破壞，但一直在發展，成為在各省新軍中組織得最長久、最深入的革命組織。1911年5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改變了允許鐵路民辦的政策，激起了川、鄂、湘、粵四省的保路風潮。因為各省的民辦鐵路，無論已成未成，集資都很廣泛，牽涉的利益很廣。所以，這一風潮牽涉到社會各個層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會，8月25日起，成都罷市。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對和平請願的群眾實行武力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