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能掃得掉？後來的立憲運動在國內的領袖張謇，當時正在北京，對於康有為的變法感到很是奇怪：“見其（指康有為——引者）僕從伺應，若老大京官排場”，“在京聞康有為與梁啟超諸人圖變政，曾一再勸勿輕舉，亦不知其用何法變也”。失敗也就無法避免。康有為自此事變，對光緒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組織保皇會，把自己包裝成當代的孔子，所以別人就譏諷他是“康聖人”。　實際上成了一個書呆子，一個老古董的“聖人”，他在政治舞臺上還能發揮作用嗎？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一度傾向革命，與孫中山合作。但遭到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反對。流亡海外的維新派組織了保皇會，甚至策動了勤王運動，企圖以武力推翻慈禧的統治，支援光緒恢復皇權。但沒有成功。此後，梁啟超適應形勢的變化，和他的老師開始分道揚鑣，不再熱心保皇。他也沒有真心實行革命，和孫中山也發生了衝突。他開始熱心地提倡君主立憲制，反對革命運動。不過，他在日本努力學習，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和步驟，對國家面臨的形勢，都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有價值的研究，很有創穫。他是中國現代啟蒙時期，傳播西學的理論家。至於中國自己獨立的學術理論研究還談不上，中國連一個完備的大學都還沒有呢！因此，除了準備做官計程車大夫以外，連現代知識分子都沒有，只能由傳統計程車大夫透過自學來更新知識。

梁啟超在流亡日本後，先後創辦《清議報》（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叢報》（1902年2月－1907年11月），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政治主張，進行啟蒙思想的宣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時，他只有25歲，年紀輕輕的。日本的文字，主要是漢字，不會說，卻可以看。和有文化的日本人交流，只要大家寫漢字，就能懂。現在的日本文字，片假名太多，就無法交流了。更有趣的是，日本以往的重要文獻，是用中國的古漢語寫的。　雖然後來蘭學（西學）盛行，還是有人把西文翻譯成古漢語，給日本人看。梁啟超看了，只要拿來抄一遍，改幾個字，就可以介紹給中國人。所以，在日本學西學，比在中國方便多了。怪只怪中國人太保守，真正學懂西文的人太少，即使有懂西文的人，也未必有社會地位。梁啟超在日本拼命學習，他的思想也只是在求索過程中。因此，他常常為時局和學識所驅使，改變自己的主張。他後來總結自己說：“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也就是說，他還沒有成熟的見解，往往因為客觀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原來的主張。其實，這是個時代的特徵。我們不應該否認他的影響力和探索精神。

梁啟超早就主張開發人民的智慧、開發紳士的智慧、開發官吏的智慧，也就是國民的各階層培育起現代精神。所以，他主張國家要自我強大發達，就一定要多多翻譯西方的著作，學者要建立獨立的人格，一定要多多讀西方的著作。他在日本時期，就大力介紹西書和西方學說。他發表《新民說》，批判當時中國人公德缺乏，智慧不開，也就是缺乏現代意識，極力提倡國民的國家觀念、權利義務意識，去除奴隸思想，爭取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具有普世的價值。儘管他說的自由，主要是團體的自由，遵循法律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而不是個人的自由，但對於閉塞的中國人來說，已經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影響了一兩代人的思維，延續到後來的新文化運動。

1．三顆政治明星（6）

梁啟超又是民族主義的創始人，他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反對“漢民族”的小民族主義，提倡中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什麼叫大民族主義呢？就是“合本部屬之諸族對於國外之諸族也”（梁啟超的意思是針對革命黨人的反滿民族主義的，所以，他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也就是中國國內各民族要集合為一個大民族，參與世界的競爭，反對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對華侵略）。在留學生中，也產生了“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民族意識和現代國家認同意識。西方的nationalism一詞，可以翻譯成民族主義，也可以翻譯成國家主義、國民主義。在民族國家的建設上，單一民族國家的觀念，為現代國民國家的觀念所取代。中華民族是中國國內各民族的集合體。梁啟超正是國民意識的提倡者，國民才是國家的主體，“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就是說，國家不再是皇帝的私產，打破了傳統的家天下觀念。現代的民族主義，對外反對列強侵略，對內反對君主專制。

梁啟超在經濟政策上，反對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