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可以奇怪的。這幾個月來，不同黨派的報紙之間，他們的關係和水火一樣不能相容，說的許多話不符合事實，也在所難免，各有各的目的，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但是，最讓人痛心的，就是同黨的人，在內部互相鬥爭，是特別奇怪的。這裡面自然有人在後面操縱，時間已經很長了。

上海租界地區，在前清的時候，言論就比其他地區要自由一些，甚至同盟會派的報紙可以開了被封，封了再開。《民立報》原來叫《民呼報》，被封以後就改名為《民籲報》，再封之後，就叫《民立報》。在北京地區，袁世凱處於絕對強勢地位，但袁世凱在一段時間裡比較剋制，在北京的同盟會人士也沒有上海的激烈，雖有衝突，但還在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6月間，唐內閣風潮發生，廣東都督胡漢民致袁世凱及各界電說：統一黨的電報，對於唐總理，誣衊他監守自盜、避責潛逃。對於同盟會宋教仁、蔡元培等先生，誣衊他們結黨把持，意圖構亂。信口雌黃，任意醜化詆譭。要求袁世凱嚴厲地予以追究查辦，懲治他們假造誣告的罪行，讓那些挾私敗公的人引以為戒。袁世凱欣然回覆胡漢民，響應他的主張：近來稱會、稱黨，名目繁多，記不勝記。發出各種各樣的電報，進行汙衊攻擊，百怪千奇。甚至把在電報上列入自己的名字，在社會上露臉作為一件光榮的事。如果有人去追查電報的事，就增加了他的價值。即使是我，也常常受到各種報界的醜化和詆譭。只是因為我們國家的人民自由的風氣剛剛興起，我不希望再把它壓制住了，所以，都忍讓了。但是，如果老是像村婦那樣罵街，還自己吹噓了不起，這樣的壞風氣予以放縱的話，就等於讓它傳染，時間長了不加以控制，人民還會有道德嗎？確實應該徹底查究這些假造汙衊的話的由來，讓那些挾私敗公的人引以為戒。我已交代內務部查明這件事，嚴加禁止了。在那些歲月裡，言論自由，有沒有尺度，到底還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誰也說不清楚。但是，從這段對話中，也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執政者，誰也不可能長期忍受“言論自由”了。畢竟，中國社會並沒有從暴力對抗走向文明對話的時代。在地方上，尖銳的衝突，大大地壓縮了“言論自由”的空間，甚至導致暴力血腥事件的發生。

在湖北，那裡派系衝突非常尖銳，反對黎元洪的“二次革命”聲浪一波一波地發生。言論自由的空間就不容樂觀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3．言論自由惹衝突（3）

這時候，武昌起義的“三傑”分成了三派，最先創辦的《中華民國公報》為孫武一系控制，蔣翊武的同盟會系統創辦了《民心報》，而同屬民社的張振武與孫武有矛盾，自創《震旦民報》。三足鼎立。前清被封的革命派報紙《大江報》也於6月復刊，以監督袁世凱、黎元洪為己任。此外，民社另有《強國公報》，同盟會系統也有《漢口民國日報》，以及前清立憲派人士的《共和民報》等等。筆墨戰爭盛況空前，各懷意見，互相傾軋。但到了8月間，衝突激化起來，筆墨戰爭為腥風血雨所替代。

8月初，上海《民立報》上發表了一條湖北的訊息：武昌南湖炮隊發動倒黎運動，遭到鎮壓。這條訊息來自湖北通訊社的電訊，黎元洪於5日即以“電報造謠，搖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訊社負責人冉劍虹，並準備立即“正法”，但遭到上海各報的抗議，還好，僅判處兩年監禁。

不久，復刊才兩個月的《大江報》遭到了更嚴重的打擊。原因是主筆何海鳴揭露湖北軍政界的腐敗情形。同時，章太炎正提出共和亡國的謬論，到武漢請黎元洪主張取消約法，為此，《大江報》發表了《惡政府之現狀》一文進行了尖銳的抨擊。8月8　日，黎元洪派參謀帶了士兵執令箭一支，寫明將何海鳴就地正法，前往大江報社查封，逮捕社中工作人員3人，何海鳴正好不在社內，聞訊逃往上海。第二天，黎元洪通電全國，指控《大江報》專取無政府主義，為圖謀不軌之機關，要求各地將《大江報》主筆何海鳴、凌大同一體嚴緝，就地正法。

這“就地正法”四個字，暴露了黎元洪和他手下的幕僚完全沒有共和國的法制觀念和司法獨立的精神，遭到上海各報的痛斥。黎元洪被上海報人給上了一課，後來，這封電報收入《黎副總統政書》時，改為“嚴緝法辦”。名詞改了，就地正法的思想並沒有改。

《大江報》被封后，《民心報》上蔡寄鷗發表《哀大江報》一文，斥黎元洪“不過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豎子成名”。黎讀報大怒，將蔡傳到都督府，要嚴加懲辦。幸好蔣翊武等隨同前去，再三解釋，才得以放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