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於自己的鞏固統治而言，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似乎更見效用。所以他推崇佛教，其麻痺人民、維護統治的政治目的，是不難想見的。

蕭衍直打奉佛以後，便在國內大興土木，建造皇基、同泰、光宅、大愛敬等寺院，“兼營長幹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正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而此時便是南朝寺院營造的登峰造極之時。天監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蕭衍於華林園親受菩薩戒。從此以後，他的身份既是王朝的皇帝，又是佛界的菩薩，所以人們稱他“皇帝菩薩”。尤其，在同泰寺和阿育王寺，他還曾親自七次講經、十二次召開佛法大會，講解《大般若涅盤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金字三慧經》等。更過火的是，他還分別於大通元年三月（後“還宮，赦天下”）、中大通元年九月（後“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太清元年三月（後“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又大赦天下），先後三次捨身同泰寺，意欲放棄自己世俗的生活。有人懷疑他這是一種政治做秀，其實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變相的集資行為，因為奉佛建寺等開銷至巨，而那些公卿們平常又都是一毛不拔的主，蕭衍只好出此下策。

不過，若蕭衍果真是像順治那般了斷塵俗，那或許也並不意味著他有多麼“偉大”、境界有多麼超凡，只能說他是中國帝王中的一個異類罷了。然而，他的所作所為，也許並不是一個局外之人所能看得清的。只是客觀的效果卻是，正像南唐後主李煜崇佛一樣，蕭衍崇佛也是悲劇性的，所以後人便貶之為“佞佛”之舉。

蕭衍佞佛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深遠的。首先說它是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情，而且國家還要供養那麼多閒人，國家經濟軍事實力因此被大為消弱，國本被嚴重動搖。另一方面，整個國家上下競相仿效皇帝，風化為之大變，而崇佛也成了富貴的捷徑；只一味慈悲為懷，再加之大赦等所導致法制敗壞、綱紀廢弛，以至令那些不法之徒有恃無恐，連軍隊也喪失戰鬥力，將官們無所忌憚，望風而逃。適得其反，蕭衍不幸地走向了自己意願的反面：“梁武帝幻想透過對罪人之慈悲寬宥、‘為善’積福、大赦天下等行為而使罪人反觀內省，自覺向善，消除現實社會的戰亂和紛爭，但卻沒有想到過分的強調仁德和慈悲而使法制形同虛設。”（《圓融二諦》）

另外，佞佛也助長了上流社會的空談玄佛之風，而正是由於“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所以令著名隱士、“山中宰相”陶弘景清醒地預言到南梁將步晉代空談亡國的後塵。另一方面，佛教也腐蝕、摧殘了中國固有的忠孝節義等倫理觀念，而當侯景做亂時，南梁大多數官員望風而逃就是明證，為此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議論道：“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遊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看來佛教對於個人的修身雖然是難得的，可是於國於家，它的消極意義就被突顯出來了。

現代歷史學家週一良就認為“梁武帝時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對佛教的迷信”，這當是知者之論，歷史證明蕭衍欲以佛教改造中國、改造人心的舉措是行不通的。不過有人也認為，宋文帝也佞佛，但他治下依然號稱盛世；“北朝元魏政權佞佛的氣氛更濃，洛陽迦藍比建康的修築更盛，這並不防礙北魏大軍屢敗梁軍的戰績”（《　梁武帝及其時代》）其實，為佛教所加諸於上的南梁這一軀體更趨病態罷了，就好比同樣的一副藥拿去治療同一種病，餵給身體康健者吃就見好些，而餵給虛弱者吃反而卻害死了他。自然，“佞佛不是梁亡的根本原因”，而是梁朝尚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加之梁武帝的種種失策，所以“專罪佛法，實因果倒置”（湯用彤）。

不過，侯景的叛梁之舉可能正與蕭衍的佞佛心理具有直接關係，這正是我們下節的重點。

3、一場美夢引發的惡果

話說中大通二年（547）正月的一天，已經八十多歲的老翁蕭衍做了一個奇特的好夢：他夢見北方的那些封疆大吏們都納土稱降，為此“中原盡平，舉朝稱慶”。作為一個偏居南方一隅的皇帝，夢見自己一統中國當然是再高興不過的事，於是他便趕緊把這個夢告知了自己的中書通事舍人（秘書）、親信大臣朱異，並喜滋滋地對後者說：“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昨夜感此，良足慰懷”，也就是說他覺得自己這個夢應該是真實的預演。

本來，白天夢的事情多了去了，再加上當時梁朝日益衰弱、民生凋敝的現狀，作為聰明人的朱異應該對皇帝的荒誕想法是清醒的。但他又一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