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上任後，其用人政策並無變化。可以說，與溫體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練動物，但絕非治世之臣。崇禎年間，後金勢力越來越大，遼東敗績連連，可是周延儒卻一心玩黨爭這一套，於是不但黨爭不斷的事沒有解決，遼東戰事吃緊，他也沒有良策，令崇禎對他逐漸失望。就是在這個關頭上，周延儒犯了不該犯的錯誤：他自恃已經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勢力的支援，於是奏請削弱廠衛緝事之權。

廠衛是明朝特殊的特務組織，與內閣不同，廠衛直接聽命於皇帝，所以刺激廠衛，無疑是太歲頭上動土。於是，與廠衛關係惡化後，錦衣衛渠帥駱養性和東廠太監“盡發所刺軍中事”（明史《周延儒傳》），開始暗中監視周延儒，並把他巡視遼東時稽延不戰和謊報戰功的實情報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覺，反而再結強敵，這個敵人是前任首輔薛國觀的門生閣臣魏藻德。

這個仇結的其實是有些牽強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學生吳昌時。因為吳昌時在魏德藻老師薛國觀賜死一事上頗起作用，又對魏德藻多方打壓，是以魏非常痛恨吳昌時，時時尋找替座師報仇的機會，也因此牽連到周延儒。黨爭的一個特點就是，門生之間的仇恨也是可以擴大化到老師那一階層。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別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派系的，所以除了鬥下去，沒別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內閣的同事陳演，因為周延儒不喜陳演的為人，對他十分冷淡，陳演十分仇恨，於是這兩人聯合起來，與廠衛合謀攻擊周延儒。

周延儒最後因門生吳昌時而倒臺。東廠與錦衣衛掌握了吳昌時貪汙受賄罪行，於是將吳昌時緝拿，由此聯絡出周延儒。廠衛頭子駱養性本來就討厭周延儒，這個好時機又豈肯錯過，便馬上開始著手緝拿周延儒。魏藻德、陳演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師之際，他們在崇禎面前不斷的吹耳邊風。於是周延儒被抽調回京接受審訊，而這時，吳昌時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陳演奏報皇帝，說他是這心中的鬼。崇禎強命他進京，安置在正陽門外，並不見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請戍邊，崇禎不予理會。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崇禎下令，吳昌時棄市，遂勒令周延儒自盡，並籍其家。與上一任溫體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場更慘的多。

之後魏藻德、陳演相繼成為崇禎寵信的內閣首輔。在整倒周延儒的時候，他們的道德水準令人不敢恭維，他們結成了同盟後，新的“黨”又出現了。崇禎一直怕臣子結黨，可惜終其一生，無法改變現狀。

溫、周鬥法，持續十幾年，相繼牽連進東林黨人、閣臣、宦官、廠衛等多方組織，對明朝人事制度產生了極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導致了崇禎的心態發生了變化。這位本來一直充滿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溫體仁和周延儒的身上，發現了以前他所沒有見過的醜惡的一面。而且在溫週二人相繼執政的十幾年間，崇禎發現，他接過來的那些鉅債並沒有還清，相反，更嚴峻的問題又擺在了眼前。流民沒有掃清，邊境並不平安，財政依然是赤字連連，朝臣們卻忙於內鬥，不斷的出現的是各種謊言和欺騙，及各種信任危機。崇禎開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對大臣的懷疑和對廠衛宦官的信任，也持續產生了對大臣道德水準的懷疑。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由此，崇禎對整個文官制度由將信將疑轉為對立，從一個“明君”開始一步步轉化為偏執狂、迫害狂。並將這種不信任的對立情緒一直持續到死。

於是，在這種對立情緒下，我們看到崇禎後期在用人上只堅持一個原則：殺，再溫和一點的就是罷免或換。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堅持這個原則。閣臣們發現，走了天啟，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打著明君招牌但更殘暴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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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的文官傾軋（4）

後人因為崇禎對閣臣的虐殺，多以其殘暴刻薄而名之。其實分析明朝建國的制度，我們不難發現，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國本之亂，明朝的閣臣制度已經走到了末路，而黨爭之亂，崇禎心態的轉變，不過是這種末路制度的必然體現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發現了權力過分集中於宰相一身的弊端，於是借胡惟庸一案，廢除宰相，設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權制度，六部各省長直接向皇帝負責，彼此職位相等，並無統管關係。但如此一來，皇權高度集中後又有問題出現了：因為皇帝沒有那麼多的精力能力同時處理各種型別、性質完全不同的事務，於是設立內閣，以秘書班的形式為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