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從小失去了父親，這對您有什麼影響？您是否從您叔叔和舅舅那裡得到了補償？

薩：事實上我在感情上得到了補償。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不止一次問自己：你是否感受到了痛苦？回答是：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受。因為我從家庭裡得到了補償，儘管不是全部的補償，但這是一種非常好的補償。因此當我記起過去，問自己是否有一天對自己是孤兒而悲傷過，回答是否定的。這也許是農村生活的簡樸所起的作用吧。當然，如果父親不死，我的生活也許會好得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後來的家庭是不能完全補償父愛的。但叔叔和舅舅們所給予的補償，當然首先是母親給的補償，是非常美好的。

問：您是否去看過您的母親？

薩：當然。

問：您多長時間去一次？

薩：根據情況。如果我不去，她就來我這裡。她仍住在鄉下。

答記者問（下）

問：您同黨內同志的關係如何？是純政治的關係，還是充滿友情的人道主義的關係，儘管在黨內的地位不同？

薩：我同我的同志之間的關係是深刻的同志式的關係，我們沒有將“純”政治關係稱為革命者之間的關係或復興黨人之間的關係。只要是我們的原則和革命工作需要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作好流血犧牲的準備，並同另外一位同志為保衛原則而一起獻身，就像在秘密鬥爭時期一樣都不會說二話，怎能說這種關係是一種純政治關係呢？如果說成是一種純粹的政治關係，那就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超出了黨的原則和黨的品德。對我來說，在同志之間的關係上，我從來不受任何拘束。無論職位高低，我同他們相處都很自然。因此我同黨內同志之間的關係很正常。我們有時談笑，有時又很嚴肅認真，需要嚴肅認真的時候絕不能寬容，對同志應該關心的時候就要關心，該嚴格要求的時候，就要嚴格要求。

問：您讀過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的作品，誰對您的思想影響最深？誰對您的感情影響最大？您小時候所崇拜的歷史、政治人物是誰？

薩：從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來說，列寧作為永垂不朽的思想家和思想深邃的革命者引起了我的關注。凡是讀過他的著作的人，都瞭解他的偉大的一生。使我受到影響的人物還有加邁爾·阿卜杜拉·納賽爾，儘管我們的黨對他的經驗比較敏感，而他對我們的黨也抱有成見，但我對他的性格特別感興趣。此外還有戴高樂。戴高樂和納賽爾都很有個性，有自己處理事情的風格。雖然兩個人處理事情的方法不盡相同，但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都具有傑出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本民族起著帶有某種“騎士”程度的特殊的民族主義的作用。戴高樂曾對英國人說過：“為在獨立後履行諾言，你們對法國都做了些什麼就請記錄下來吧。”戴高樂為使法國重新站起來發揮了他的作用，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納賽爾這個人表現在他的個性方面，而列寧則表現在他的思想和政治嫻熟的方面。

問：在家裡，您是如何實行民主的？您既作為父親又作為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行使權利的？您的妻子作為一名家庭婦女，享受權利的程度如何？

薩：我們家裡的錢主要用在教育上，具體家務幾乎都由我的妻子承擔，因為我們不能一同下廚房做飯，這怎麼可能呢？但是一切家務，哪怕是小事，例如傢俱如何擺放，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都一起進行商量。

問：您是否對家庭內所有的政治傾向問題都加以干預？

薩：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教育程序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使我的孩子們不要將自己看成是國王的孩子，高人一等，因此，我在家裡時經常對他們講這件事。有時候，我故意提出一些問題，讓他們進行討論，我從中給予指導。有時，讓一個孩子主講，我進行評論。因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使孩子們有優越感，而應使他們感到自己同普通人一樣，從而使我的家人明白他們所享受的一切並非是特權，而只是工作的需要。例如，我的家庭有司機，配有汽車、廚師、服務人員，這些人只是為我所擔負的領導職務服務的，並非是為他們服務的。我的兩個孩子，指伊德和卡西，對此是明白的，並從小接受了這種教育。他們都加入了復興黨。

問：現在伊德多大了？

薩：現在16歲，1980年6月18日滿16週歲。

問：易卜拉欣哈吉向我提起過，說您有時到歐加村去看望他。您作為阿拉伯地區一個最富國家的首腦，當您坐在易卜拉欣的泥土房子裡時，您個人的感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