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已經創造出一個好的方法，你為什麼非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又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一種別人沒法接受的方法、制度呢？如果我們已經知道了2×5=10，你為什麼要整天按照2＋2＋2＋2＋2＝10辦法計算呢？如果已經知道人家的某個規則和制度是最有效的，為什麼你不去學習呢？我想我們不應該有這個偏見。

就規則而言，我們必須承認，有好多東西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東西，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好比說我們參加體育比賽、足球比賽，人家已經有規則，你要做到提升我們的名次，你就是按照這個規則打敗他，拿冠亞軍，衝出亞洲，走向世界。而不是說不行，因為是你制定的規則，我們要是參加一定會輸，所以我們不參加。我們成天講要修改規則，也許每個民族也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規則來遊戲，但是隻要你進入國際競爭，你就會發現規則有個“先動優勢”，也就是說它一旦為多數人接受以後，要改變起來是很難的，相比之下，接受的成本反而更低。這時候，我們中國人就要比較一下，是成天爭著改變規則、不遵守人家的規則好呢，還是接受人家的規則，做出優秀成果，再逐漸參與到新規則制定中去好呢？我想是後者。

當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話，人家會學習你的方法。我想外國人也在學中國，只要你做得好，別人就會接受你，不會因為你是中國人而拒絕你。乒乓球的比賽規則主要是我們中國人制定的，人家也接受了。當然我們承認人文學科，你感興趣的東西別人不一定感興趣，但這僅僅說明你的研究物件可能跟人家不一樣，並不見得不能使用共同的學術規範。

5。2本土化與國際化：中國人的大學理念爭執

龍希成：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關於中國人的文化理念。中國人自己的大學理念是什麼？為什麼這次反對方案的人能夠贏得那麼多的呼聲，跟民族主義情緒不無關係。有學者提出，引入外部評價標準，很大部分都是外國的東西，理工科、數學這些都可以，但是人文學科就不行了。

張維迎：為什麼說我們的大學跟人家有差距？就是承認我們的學術規範跟人家有差

距。你應該承認美國的好多大學，在許多學科領域，人家是做得比我們好。我們為什麼不能借助別人的力量呢？知識本身就是無國界的。你可能是做中國問題的研究，但不等於說你可以封閉起來，自己認為自己最好就行了。其實，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的發展，好多都是靠引進國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一步步做起來的。我這裡隨便舉幾個例子。

中國第一部研究語法的書是《馬氏文通》，作者馬建忠根據的是“西文已有之規矩”；其他研究中國語法的大家像呂叔湘、王力，無不借鑑和參照了歐美語言的語法體系。20世紀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泰斗人物費孝通1938年畢業於倫敦大學，用的是從外國學到的方法研究中國的鄉村經濟和生育制度，潘光旦更是留學美國拿到碩士學位歸來以後用學到的知識“探索中華民族強種優生之道”。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最好的哲學史家馮友蘭，他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回來以後做的研究，從新的視角來整理中國的哲學。再如王國維，他是借鑑了尼采和叔本華哲學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的文學。還有季羨林，真正奠定他學術地位的是《大唐西域記校注》，而他校注這本書主要參考了兩部書，一本是日本學者的專著，一本是印度學者的著作。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如胡適，金嶽霖和趙元任等人也都是這樣。

除此之外，科學還有個交流的問題。你自己做的一個東西，你跟人家沒有可比性的話，那怎麼評價你有成就？

趙曉：我們的改革，更多借鑑的是西方成功的模式，來對已有的比較落後的治理結構、機制等等進行改革，但是如果我們將來真正是一流的大學，那麼我們整個學術規範和學術標準，的確不僅有借鑑的一部分，還要有創新的一部分，如有人提議將來要建立對中國文獻的引用，等等。你怎麼看？

張維迎：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一項工作。像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大概有六十幾種雜誌，都被國際SCI作為引用雜誌。說明人家也是承認的。

如何使得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變成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責任。

人文學科的老師應該有一種歷史責任感，那就是要為在全世界弘揚中華文化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完全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那麼顯然你還沒有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弘揚盡到完全責任。如果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