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這個矛盾比較大，所以限度現在放得比較大一些。就像吃飯，有的人可以吃5個饅頭，有的人可以吃1個饅頭，我們的方案定的是你可以吃1至5個饅頭。

龍希成：這裡有沒有一個對中青年和老年人之間的不公平的問題？

張維迎：也不能說不公平吧。任何社會改革，起碼的一點叫尊重既得利益，這是必須考慮的。既得利益越多，你考慮得也應該越多。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從文化上講，中國人講尊老愛幼，你不能說年齡那麼大的人要先讓他走，這不太人道。老年人和年輕人是不一樣的，年輕人畢竟還有更多的選擇機會，為什麼要和年齡大的攀比？

我們國家其他領域的改革也是這樣。國企改革，年齡特別大的可以讓他提前退休，但不能讓他下崗。要是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就不一樣。你不能說這不公平。

照顧年齡大的也是符合效率原則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一個人佔有某個位置的時間越長，他失去該位置的痛苦就越大。所以，法律上也有“先佔原則”：把有爭議的財產判給佔有者。

我們知道，改革不是革命。革命從來都是推倒重來，改革則要靠現有的人去改。有人說，為什麼不從教授起就地臥倒，全部從頭再來？那馬上就有一個問題，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教授一定是Tenure（終身教職）的，但如果他們現在統統就地臥倒，那麼誰來評，誰還能拿到Tenure呢？顯然沒有人來評！那就只好請外面的教授來評了，這現實嗎？

總得有一部分人來評另外一部分人，難道讓副教授來評教授合格不合格就公平嗎？更不公平。教授中是有一些不合格，但總體上還能控制。因此目前的選擇是現實的選擇，也就是合理的選擇。

大學選人的工作要靠現有人力來完成。所以就地臥倒的做法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來“愣”的。我們有些人總是喜歡來“愣”的，來個頭破血流的“休克療法”，卻不考慮可能性與效果，這是令人遺憾的。

我們對任何一個改革方案的評價，都應該這樣去看，它的備選方案（alternative）是什麼，是不是比現有的更好。如果不是，那麼現有方案就是最優或者說次優的方案。這樣的比較與批評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我想知識分子更應該有這樣的態度。你要指出任何一個方向的毛病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出合理的備選方案。你有哪一個方案比這個更好？我可以舉幾個方案，一個是現有這個方案，一個是所有人就地臥倒的方案，第三也可以說教授臥倒、講師和副教授不臥倒的方案，無論是從人類公平的角度、人道的角度還是從效率的角度，究竟哪一種好？我相信還是現有方案最好。

龍希成：有人的確希望照顧副教授的利益。把現有的所有副教授、教授都轉成終身教職，以後Tenure就定在副教授這一級上。

張維迎：我在《說明》中講過，為什麼副教授不能變成終身教職？是因為北大的編制已經快滿了，這是一個現實的約束條件。我們現在有800多個副教授，如果教授、副教授都定成終身的，就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了。副教授、教授已經把位置都佔滿了，你要招新人，還有可能嗎？如果北大像中山大學那樣，名額大量缺編，那麼這種方案是可以的。北大的某些學院像光華管理學院也可以，因為光華管理學院大量缺編，剛開始改革時候只有40多個人，編制是120個。但是整個北大不行，因為沒有任何的迴旋餘地。

龍希成：這個編制數量是國家定的還是北大自己定的？

張維迎：國家按照學生數量給出一個編制的計算，學校按這個去做。

就算國家沒有編制限制，學校也要有編制限制啊！因為你的預算是有限的。這就像一個房子一樣，你的書架就那麼大，過時的舊書已經佔滿了，你要買新書，怎麼辦？你只能把舊書挪走。但要是另外一個人他的屋子特別大，現有的書只佔了一個書架，還有許多個書架空著，那他自然可以先不理舊書。所以，這是一個不可一概而論，而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定的問題。

所以改革要跟現實主義結合，在尋求長遠的理想目標和現實可行辦法之間找到結合點，而不能走極端。

我還要說的是，改革總是需要妥協的。妥協是改革的一個原則，但改革的原則是不能妥協的。妥協是改革的一個原則，這包括對既得利益的照顧，其實我們對副教授也有照顧，例如50歲以上的人都不動，這裡面體現的也是人道主義。但最基本的原則——引入外部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