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砸了，看你還敢不敢“武大郎開店”！有試用期之後的終身僱用制加上學科的末位淘汰，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選人制度，是選人制度中的激勵機制。

當然，也許我把事情想得太嚴重了。我後面講到，優秀的學者既希望自己比別人好，又需要與水平差不多的人交流，否則太空虛太寂寞也不成。但這要求選人的人本身是優秀的，如果他自己不優秀，不知道學科前沿在哪裡，沒有足夠的評判力，你不可能指望他能選出優秀的人。如果自己是武二郎，身高1米8，即便他喜歡選比自己矮的人，也矮不到哪裡去。相反，如果自己是武大郎，即便不情願地選擇了比自己高的，也高不到哪裡去。

人們對終身制的一個擔憂是，拿到終身職位的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沒有壓力繼續努力工作。現在大家看國外有些教授拿到了終身職位之後就去度假了。這是應該的，人家疲勞了六七年了，在這六七年裡顧不得結婚，顧不得生孩子，沒日沒夜地幹，有的人甚至老婆都離婚了，拿到終身職位以後輕鬆一下是很自然的，而且肯定沒有原來那麼用力了——如果老是那麼用勁的話壽命肯定就不長了。但是在拿終身資格之前確實是非常累的。那麼，拿到終身職位之後這個激勵怎麼保證呢？

第一，一個教授在學術界升到一定地位以後，他會有一個自我驅動的力量，有點“無須揚鞭自奮蹄”這樣一個意思，所以很少有一個真正優秀的教授在拿到了Tenure之後就停步不前了。可能不會像原來那麼辛苦了，但是絕對不會止步不前的。就是說他的偏好本身就在改變。這就像抽菸一樣，我先訓練你抽了六年煙，然後不訓練你了，你會自己找來抽的，甚至想戒掉都很難，因為會上癮。教師的試用期，也是培養學術偏好的過程。訓練六七年如果還上不了癮，那他就該被解僱了。

第二，一個學者一旦建立起一定的學術地位以後，他就會特別重視自己的學術聲譽。約束有名的人的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他的聲譽。無名小卒，你偷抄別人的文章，也沒有人知道，誰關心那個東西呢！但是如果你是有名的人，你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新的成果發表，而且還抄襲別人的，那你不就名聲掃地了嗎！所以這個約束就能促使你不斷地去提高和創新，這個壓力是很大的。我自己就有這個感受，比如到了一個新的場合做學術報告，見到聽眾有類似的人，哪怕有三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同學，我希望我自己每次講的都要有新內容、新思想，我不能去重複原來講過的東西。大家給我的一個期望是在聽了我的報告後會評價說張維迎每次報告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沒有新的東西我就不能講了，所以這就促使我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這是肯定的事情，因為你要維護自己的聲譽。這個激勵就是對拿到了Tenure之後的教授的一個約束。

第三，對拿到終身教職的人也有一個考核，如果考核不合格，即使不需要走人，也對他漲工資定級別有些影響。這對那些太不自覺的人也是一個約束。

現在大家對那些拿到終身資格之後的教授就會高枕無憂的有好多擔憂，問題出在哪裡呢？就出在我們現在是一工作就鐵飯碗了。我剛才講的那個上癮的過程沒有，信譽約束也沒有，因為他本身沒什麼名氣。我們不能拿現在的鐵飯碗制度理解以後終身教授制度。人都是這樣，社會怎麼對待他，他就會怎麼對待這個社會。我提教授的時候很容易，就很難對別人嚴起來；反過來說，如果我是過五關斬六將痛苦得不得了才拿到這個終身教授職位，那以後對年輕小夥子也要這樣整。我提教授，花了那麼多年，那麼辛苦，你想只要到我家跑跑，請我吃頓飯就讓我投你一票，那不可能！這樣，晉升時的學術標準就會很嚴。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他當媳婦的時候特別恨婆婆，等到他當婆婆的時候就有經驗了，知道婆婆是怎麼對待他的，他也就怎麼對待自己的媳婦。這在學術界是一個好事。國外的學術界並不是沒有腐敗問題，但是相對來講，坐在教授位置的人讓他去評價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他基本的良知是有的，這個人是優秀還是不優秀他心中有數，他不大會為那個不好的人說好話。這就已經是一種文化約束了。我曾在我們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過，那裡就不知道有什麼情面問題，比如我們林毅夫教授招了兩個博士生，其中一名第一年後就叫我們淘汰了，這在其他院系是不可能的，你怎麼敢把系主任的博士生淘汰掉呢？但在中心這是很自然的，林毅夫教授本人也不會覺得有任何的難堪。因為大家當初也是這麼痛苦地熬過來的，所以能夠理解這一點。這是我說的選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