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觀上也打擊了死守“聖人之道”的頑固勢力。

康有為又寫了《大同書》。他認為人世間是個大苦海，貧賤人有苦，富貴人有苦，連帝王將相也有苦。他主張把這個大苦海，變為“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極樂世界。他想透過人的“本性”，發揮“不忍之心”，讓人們互相攜手，互相擁抱，來消滅革命的鐵和血，走向“大同”。

換句話說，康有為不主張流血的革命，不主張“鐵血之苦”的暴力，他要用改良的主張改變現狀。他的“大同思想”，就是非暴力的改良思想。在以後主張暴力革命的人的眼裡，康有為便成為一位地地道道“死抱住一個皇帝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公車上書的領袖人物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天，康有為赴京參加會試。和他一起赴考的有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4月17日，李鴻章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舉人們大為震驚，康有為立刻要梁啟超去發動廣東籍舉人聯名上書，請求清政府不要批准這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湖南籍舉人聞風參加，由兩省舉人聯名上書，到都察院（負責彈劾的最高機關）去打了頭陣；江蘇等九省的舉人也跟著上書，臺灣舉人更聲淚俱下地上書反對割讓臺灣。聯名上書的舉人合計一千數百人，平均年齡在四十歲以上。九天裡，都察院門口車馬盈巷，人群紛集，一時議論沸騰，激起了反對簽約的巨大聲浪。這就是轟動中外的“公車上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