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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這個意見轉達給師大附中軍訓團和北京公社政治部後,大家都表示歡迎。於是,便由市革委會籌備組出了800元錢,將與師大附中隔馬路相望的小工廠簡單修繕,作為首都中學紅代會的辦公駐地。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沒有過多久,北京的中學生裡就分成“四三”、“四四”兩派。他們各有自己的辦公機構,這裡就只剩下辦公室主任國強等少數幾個人應付門面,以至顯得有些名不副實了。
向周總理提出敏感話題
“*”中極左路線的罪孽深重,突出表現在它不光從肉體上殺人,而且從靈魂上殺人。它挑動群眾之間互相揭發、互相批鬥,生造出許多離奇的事端。
記得師大附中一位剛剛步入中年的政治教師,被逼迫揭發校長劉超。他搜尋枯腸地冥思苦想,無論如何也不得解脫,最後不得不根據學校曾經搞過民兵訓練這一事實,捏造出劉超要搞“武裝暴動”。
還有一位出身貧苦的青年教師,被誣衊為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但一查歲數,他那一年只有三歲……
當然,人世間,畢竟不會總是荒漠。荒漠中,也終究會有綠洲的。即便是在十年*的漫漫荒漠中,也始終有充滿生機的綠洲存在著,潛滋暗長著!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我們師大附中被打擊摧殘的幹部和師生員工們,就是團結起來組織成北京公社,對極左路線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然而,刀砍鞭笞留下的傷痕畢竟是慘重的。極左路線整大批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黑材料”,諸如大字報底稿,揭發信,以及他們自己被逼迫違心寫的“檢討”、“認罪書”、“互相揭發”等等,像沉重的巨石,壓在廣大師生員工的心口。
我曾五次與周恩來總理近距離接觸(6)
那麼,我們時時渴望的荒漠綠洲在哪裡呢?
春天,總是美好的。儘管這一年的春天,仍然充滿著凝重的寒潮,但無法徹底阻擋的東風化雨,畢竟給人帶來了絲絲暖意。
這一次座談會上,我有幸再次見到周總理。他依然十分和藹、慈祥,熱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大膽地提出了那個全校師生員工和廣大幹部十分關心的問題,即“運動中整幹部和教師的材料,以及幹部和教師自己被逼迫違心寫的‘檢討’、‘認罪書’、‘互相揭發’等等,應當如何看、如何處理?”
我說:“總理啊,我們很多同志都認為那完全是極左路線搞的東西。那些材料,雖然形式上有些來自‘群眾揭發’,有些來自幹部、教師本人的‘交代’,但無不都是極左路線的高壓政策下,受到指供、誘供、刑訊逼供,違心地講的假話、錯話。還有的人因為在‘勞改隊’裡身心倍受摧殘,神經錯亂,神志失常,說了些胡話、昏話。把這些明明是逼出來的假東西作為‘證據’和‘資料’儲存,顯然會給幹部、知識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負擔,也會影響幹部、群眾之間的團結。因此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一火了之’。但這種把大字報、小字報、文字材料統統燒掉的做法,在‘*’中是沒有先例的,會不會有人說這樣做是否定‘*’?”
周總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穩地講:“好嘛。應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絕大多數幹部、知識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學教師工作很辛苦,每個家庭都不能離開。他們無辜受到那樣嚴酷的摧殘,天理也是難容的。”
過了一會,周總理又接著說:“歷史的經驗證明,‘逼供信’搞出來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風時就有過這個教訓。不過,你們銷燬材料要搞得穩妥一些,最好請軍訓團的同志協助辦理,並做好各方面群眾的工作。這件事是好事嘛。”
從言談話語間,可以明顯地看到,周總理對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是從內心深處由衷信任和愛護的,他那清晰悅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潤著我的心田。
哦,我們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覓得一片綠洲嗎?那麼,周總理在風狂雨暴的時候,對身處逆境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關懷、信任和愛護,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常青、楊柳依依的綠洲。
再見周總理時“得寸進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鬥爭群眾大會。我作為中學生的代表參加大會,並有幸坐在主席臺上。
那次大會,周恩來總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邊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組織駐京辦事處的主任,右邊是郭沫若副委員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