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眯著小眼睛笑著說，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嗎。

大家都笑了。石康當時還真沒想走，只向著自己的理想奔著。

××：何友中，你爸不是國家科委的嗎，怎麼沒走呢？

我：我爸只是個副總工程師，沒權啊！又有歷史問題，家被抄，住房被佔，父母都在湖南勞動改造，姐姐的出國、入黨都受影響，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這次有了機會我就抓住不放。

接著我又說：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們班寫的“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現在高考報名我比誰都積極。

××：啊？以前怎麼沒聽你說過，可找到罪魁禍首了。

一隻手打在了我的頭上。

我：不是我寫的。

我趕緊喊冤。我說，其實誰寫的並不重要，當時有幾個人頭腦清醒？還不是都被卷在極左潮流裡。

××：還真沒想到10月份《人民日報》那兩篇文章能寫得那麼透徹，咱們也受　“四人幫”的毒害不淺啊，什麼“以階級鬥爭為綱”、“知識越多越反動”、“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裡清楚多了。

××：那兩篇文章挺帶勁，說打倒了“四人幫”，就要把被他們顛倒了的是非糾正過來，理直氣壯地抓好文化考試。

××：這回有*做主，我看是個真考試了。

聊了沒過多久，撥出的熱氣就將帽子和領口給凍上了，大家只能把頭儘量埋在皮得勒裡。卡車搖搖晃晃地緩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緒飛到了“*”開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裡，一個同學感情激動地在大聲朗讀著給黨中央、毛主席寫的“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裡給升學制度扣了好幾頂大帽子，什麼“反動”、“為資本主義復辟服務”、“造就新資產階級分子”等等；羅列了好幾大罪狀，說使不少同學有嚴重的“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最後還提出了兩個“直接”，讓高中畢業生直接到工農兵中去，請黨直接從高中畢業生裡挑選一批人去升學等等。雖然我已感覺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沒有被挑選去升學的可能，但是也積極舉手表示擁護，捲進了“*”的狂熱之中。由於當時我任班長，所以讓我在全校慶祝“廢除高考制度”大會上代表全班發言，記得當時我腦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論上的幾句話說了。這個發言還在廣播電臺播出過。這件事下鄉後我從沒提起過，總感到是個不光彩的事，這不是也多少宣傳過極左思想嗎。現在想想確實太愚昧無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車突然停了下來，誤車了，雪已經沒過了膝蓋，我們趕緊跳下車用鐵鍬剷雪。就這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內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4）

搖著，走著，一會兒我的思緒又飛到了女兒身邊。1977年1月我準備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災，大雪封了我們隊通向公社和旗裡的道路。整整一個冬天，沒有一輛汽車來過我們隊，連糧食也快斷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隊的大車（四匹馬的馬車）到道特公社拉糧還沒回來，所以去公社醫院是沒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蓋的小土坯屋裡，後來回想起來很是後怕。孩子三個月時，為了給她打防疫針，我牽著牛車，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醫院，結果沒藥了，白去一趟，孩子跟著遭罪不說，萬一得了急病可怎麼辦。由於當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會計工作經常需要騎馬外出，有時孩子必須託人帶，如果把孩子放在當地人家，他們的衛生習慣離我們的要求相差太遠。這樣1977年7月我們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農戶託養，好歹醫療條件有保障，氣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實在不忍心讓孩子再受苦了。自從把女兒送回北京後，我的心就被女兒牽走了。的確，生孩子後的我身心都變得很脆弱，總怕失去這個嬌嫩的小生命。所以，為了孩子，我無論如何也要參加一次考試。

當卡車駛入“額仁”草場時，發動機突然熄火了，這可怎麼辦。這時已是下午4點多，天已經有些昏暗，如果車發動不起來，我們幾個肯定會凍死。多虧當地的司機有辦法，七搞八搞車又動了起來。終於上了邊防公路，車開始向西行進。路好走多了，但是還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錶，已經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沒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樣寂靜，只有車燈的微弱光線和發動機發出的粗重的喘氣聲。我們不停地搓著臉，怕給凍傷。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就要下車方便一次。司機不耐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