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的知青歲月

王道君

作者簡介：王道君，女，1968年插隊，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北京女四中初中學生；1968年12月赴山西省蒲縣插隊；1976年12月至1978年8月，山西大學政治系工農兵學員；1978年9月考入山西大學哲學系；1981年11月研究生畢業後，在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任教，直至2008年12月退休。

在那八年中，我除了學會了做春耕夏鋤秋收的所有農活之外，也讀了不少能找到的各種書籍，包括政治理論書和醫書。《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當時都通讀過，逐漸形成了比較唯物辯證的世界觀，能夠比較清楚地識別當年報刊上那些極左言論的錯誤，內心深處時時期盼著這世界早一點發生變化。

1975年，上面要求批判“右傾翻案風”，當時我剛擔任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不久，對下發檔案的內容不以為然，就沒有組織社員批判大會。公社領導檢查工作時問為什麼，我回答“檔案要求批的內容，我看沒什麼錯可批。”一時大家都沒有說話，事後也沒有人來追究。直至30年後，我舊地重遊，老領導們提起此事才對我說：“當時可把我們嚇壞了，生怕人會抓你的小辮子整你。”還好，我碰到的領導和鄉親都是有正義感又實事求是的人。沒有他們的關愛，一定沒有我的今天。

該如何看待那場曾席捲中國大陸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40年了，當年的知青都已年近花甲。曾經作為知青的我們，在那青春歲月收穫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就整個民族而言，付出了什麼？得到了什麼？那是一段值得記憶的光榮歷史，還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歲月？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反思。

王蒙說過：“我們都是歷史的人。說得好聽點，歷史給了我們目標、動力，成就了我們也充實鍛鍊了我們。說的怨毒一點，我們都被歷史所劫持”。回首那個時代，無悔也好，有悔也罷，我們都被歷史“劫持”著走過一段難忘的人生旅程。作為普通個人，你能做的只是在那特殊年代盡力不違背良心做事，盡力有所作為，盡力使自己的一生過得真實、活得心地坦蕩。這一點，我做到了。這要感謝父母自幼給予我的言傳身教，以及“*”前我受到的八年正規教育給了我一生立足的堅實基礎；還要感謝那八年農村艱苦歲月的磨鍊，讓我能坦然面對人生的種種艱難與挫折，永不沉迷。

一 為了生存，破壞生態

有人講，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紀念不應年年都無休止地停留在舊事回憶和勞動收穫的層面上。的確，40年中這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那十年“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應該有更深層的反思。讓我們立足今天，換個角度來看看那蹉跎歲月裡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插隊的那個小山村，只有十幾戶人家，人口不多。當地沒有水源，直到我離開那裡也沒通電。社員們農閒時飲用水要每天到14里路外的山下小泉眼去挑；農忙或日常洗涮用水就全靠旱井……在雨季中收集存放雨水的水窖。若是頭一年天旱，井裡收不到水那就慘了，吃水全靠下山去挑，往返一次，需要兩三個小時。若旱井裡有水，農忙時，人們就近取旱井的水，加白礬濾清後飲用。今天，人們都知道吃白礬多了會導致老年痴呆，連炸油餅都不敢多吃。可40年前，那裡沒人懂，或者說懂也沒辦法，因為勞動太累，沒精力下山去擔泉水喝。我們成年累月喝的都是加了大量白礬的雨水（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造成我很早就腦子不好用了）。當地男社員幾乎只是在剃頭的時候，才洗一次臉，一輩子只在出生時洗過一次澡。就是這樣生存條件的小村莊，一下子接收了我們21名來自北京的知識青年，吃住飲水都成了大問題。剛到時，我們被臨時安排在三四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借住。　。。

回首我的知青歲月（2）

按政策，知青第一年由國家供應口糧，第二年由國家補足當地口糧分配不足500斤的差額，第三年起要和當地農民一樣，完全靠生產勞動自己養活自己。生產隊騰出了牲口棚，用土坯麥秸壘起了土炕，先安排知識青年住下。由於知青們不會燒熱炕，乾脆就睡在又涼又溼的土炕上，以至於開春時炕上竟然長了出了一撮撮寸把長的麥苗。那真叫“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旺”！十七八歲的孩子累一天，總是倒頭就睡，哪裡懂得睡這樣的涼炕會傷害身體，日後會落下腰痛病？

春節剛過，隊委會組織全體社員與知青們一起討論1969年的生產安排。當時社員們還保有少量的自留地，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