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現在早就下崗吃救濟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師罵著我報了外語專業，我很可能上個比河北大學更差的大學的中文專業。那就不會有我後來翻譯的這些勞倫斯作品，也不會有我極具特色的小說代表作《混在北京》。歷史不能假設，假設甚至會讓我不寒而慄。所以我只能在30年後道出一個被歷史裹挾者真實的感受，也算七七級的一個小側面吧。

自學…艱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為之路（1）

自學

……艱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為之路

耿豔鵬

作者簡介：耿豔鵬，男，1949年3月生於黑龍江省阿城市，祖籍山東省壽光市。筆名王阿壽、王鶴翔、阿山。六七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下鄉插隊。當過民辦小學教師、公辦中學教師、史志編研人員。參加函授和自學，取得大專文憑。1973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0年起在《江西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名人傳記》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和紀實文學300多篇百萬字。曾任《萬安縣地名志》《萬安縣志》副主編、萬安縣政府辦公室政務副主任、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縣文化局長、縣委辦公室主任、縣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萬安文史資料》主編。

山區小地方查詢需要的資料太難了，即使像萬安這樣的縣城，很長時間也找不全二十五史。為了學習和研究，逼得你必須自己搜尋和積累資料。為此，多年來，我省吃儉用買書看書，陸續建立了藏書近萬冊、剪報300卷、抄書和錄卡片500萬字，三套黨史、文獻雜誌從創刊訂到今，還有大量藏報的個人資料庫。從考古文獻到二十五史，從古代軍事到三教九流，從毛澤東朱德到蔣介石蔣經國，從蘇俄到日本，從民俗文化到古建築知識，我這裡都有豐富的資料。

一 帶著書箱當知青

1966年“*”興起後，我們這個革命家庭開始受到衝擊。那年10月，紅衛兵赴京代表（我也是其一）回縣後，縣委安排全校師生去參加消滅血吸蟲病的滅釘螺會戰，部分師生認為是“陰謀”而造反。我是高三（1）班團支部書記，堅持滅螺不動搖，被劃為“保皇派”。1967年，在吉安行署國防工辦當副主任的父親被批鬥，並揪回萬安“交代問題”（曾是萬安縣委副書記），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抓去毒打近兩小時。1968年8月畢業（六七屆）時，連縣辦農場都不讓我去，我被安排到本縣偏遠的高陂公社泗源大隊棟頭村，成為了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新的生活開始了。下鄉時，我除了鋪蓋和換洗衣服日用品外，還帶去了一大紙箱劫後倖存的書，這是我家當時最值錢的一點東西了。

我家出身貧寒，父親只讀過兩年私塾，抗戰時期，家裡太窮，只好離開山東老家去闖關東，參加了革命。1949年他隨軍南下，解放萬安，並留在萬安工作，1963年調吉安行署搞“三線”建設。他那點文化，是參加革命後學得的，家裡最早的藏書，就是他參加培訓和平時自學留下的書，多是引我好奇的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經典著作，和相應的歷史、理論輔導書。我從小就常常去翻看父親的書箱，因此也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有點零用錢都是省著買了書。受父親影響，特愛看歷史書、理論書，尤其是革命*和歷史故事。“*”從“破四舊”起，全城興起大抄家毀書運動，我家不可能倖免。我無奈將藏書賣了幾板車，揚言全賣光了，其實還是偷偷地藏下了一些，少數是我自己買的，多數是父親的那些書。我從1963年開展學雷鋒以來，已十分認真地通讀了《毛澤東選集》1至4卷，尤其在高中，看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書，和文學經典，本想高考時填報新聞系或歷史系，有志當個記者編輯或學者。誰知“*”陰風起，改變了我的命運，城裡的幹部子女變成了鄉村農民。因有了讀書習慣，也不願消沉，家裡劫後只留下這一紙箱書了，我肯定要將它帶到身邊。我知道它的分量，因為其中除了毛主席著作外，還有蘇聯科學院編著的大部頭《*主義哲學》、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及幾本《列寧文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南高階黨校編印的《*黨史大綱》《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陳伯達等20世紀50年代關於毛澤東思想及哲學的輔導講課稿，一套完整的三卷本劉大傑著《中國文學發展史》，還有幾本革命*。我相信它們會給我力量和智慧。

自學…艱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為之路（2）

農村勞動很累，知青生活清苦。我每天晚上到生產隊記完工分，間而與隊幹部和社員們聊聊天，回到小黑屋後，就是挑燈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