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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的那一天應該是十年“*”中整個中國最重要的一天。我還記得，1976年10月的一個早晨，一個非常知心的朋友急匆匆地找到我，告訴我說，他從國外電臺廣播中得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已經被捕。我們兩人都為這四個即使千刀萬剮也不解恨的人有此結果而驚喜萬分。當年*摔死在溫都爾汗的訊息，我們也是從外電中獲悉的。因此，這個“四人幫”被粉碎的訊息，我們也是確認無疑的。

國家有救了，可個人的出路在哪裡呢？

最終證實，出路就是高考的恢復。而我得到恢復高考的訊息時，還揹負著“*”初期強加給我、在1975年*復出後被推翻、接著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再次強加給我的各種罪名，可我還是鼓足勇氣去詢問了我能否報名的問題，得到的答覆是：這次高考政審很嚴，你最好還是別報為好，免得吃不著羊肉卻惹一身羊羶味。習慣了被歧視被冷落的我，也不便再說什麼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6月，恢復高考的第二屆又開始報名了。這時，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我的處境也得到了改善，但當時我正被生產大隊抽調去負責搞落實政策、*冤假錯案的工作，成天忙得不可開交。可以說，我壓根兒就不知道又開始報名高考了。直到離考試只有20天時，在縣教育局工作的一位同鄉專程從縣裡趕回來，找到我說：“今天全縣高考報名的名單已經送往州里，沒看到你的名字，是怎麼回事？你完全可以報名參加高考的呀。”他還對我說：“今年的高考是全國統一出題，年齡放寬到30歲，而且不限婚否，機會難得呀，如果你願意報名，我為你補上。”第二天，我到公社補辦了相關手續，開始了高考的準備工作。而這時，離考試的時間只有19天了。　。。

那遠去的日子（5）

可是，我不僅沒有任何複習資料，連當年中學的課本也在動盪中只剩下零星的幾冊了。時間又緊，幾門功課不知從何下手複習。思量半天之後，決定重點複習數學。其他的政治、語文、歷史、地理，就憑自己當年那點本錢去拼一把了。

考試那天，走進縣一中校園，操場上教室外走廊裡黑壓壓站滿了人，定眼一看，年小者大約只有十五六歲，年長者就是我們這老三屆了，年齡相差也將近十五六歲。我身著羊皮褂，口叼旱菸鬥走進了考場，監考老師一看我這比他還大的年齡，破例允許我在考場抽菸。第一門課考的是政治，因為十年間我遠離了政治，這一課考得真不好，數學當然也考得不怎麼樣，接著的語文、歷史、地理卻大多碰上了我比較熟悉的題，覺得揮灑自如，比較滿意。

考完試後，是將近兩個月的漫長等待，以至我都把曾經參加過高考的事都淡忘了。到8月底，終於有了考試分數的訊息，接到通知去報志願。說實話，我當時參加考試的出發點就是換個碗，就是想把農民捧著的這不經摔的土碗，換成城裡人和工作單位上的人端著的那砸不爛打不碎的鐵碗或塑膠碗。志願我就只填了個大理師範專科學院，教育局的一位領導接過我的志願書後看了看，對我說，重點院校你最好也填一個吧，比如雲南大學、中央民族學院，於是照他說的填上便回家了。又是近一個月的等待，9月下旬，全縣考文科的人中我第一個接到通知書，定眼一看，北京海淀區白石橋，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那白色信封上這幾個和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詞，恍若天降的喜慶神符，飄蕩在小院裡，讓全家都一下子回不過神來，也讓親戚朋友們驚喜萬分。

臨行前的那一夜，幾乎全村的人都到家裡來送行。妻子上街打了幾斤白酒，每個土碗裡盛上一碗，大家都喝得臉通紅，也記不得說了些什麼話了。第二天，我告別父母妻小和家鄉父老，迎著朝陽上了路。從家鄉坐汽車到昆明顛簸了三天，又乘三天三夜的火車從昆明到了北京。

第二天我就請同室的同學帶我去了天安門廣場。十月的北京非常的美，天安門廣場更是被許多鮮花裝點，顯得十分莊嚴大氣、五彩斑斕。盤腿坐在廣場上，我開始回想起這十年裡我所經歷的一切了。我知道我的命運已經發生了天旋地轉的變化，可我並不清楚是誰在哪一天翻轉乾坤敲定了這一變化。

現在我知道了，這個改變了我也改變了無數人命運的人，就是*。

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透過決議，恢復*黨政軍領導職務。第三次復出的*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復出不久的*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