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在搞建設，你怎麼成天搞毀滅？你想毀滅什麼？

我急忙辯解：“毛主席都說這本書好。”

見他狐疑，便翻出《毛澤東選集》中的白紙黑字，這才讓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衝著*的圖片皺起眉頭：“資本家吧？開什麼鋪子的？”

虧你還是共產黨員，連老祖宗都不認識了？”我抓住機會再將一軍，使他臉上有點掛不住，只假裝沒聽見，去找什麼鋤頭。

有了這樣一些經驗，知青們發現鄉下幹部其實不難對付。一段時間裡，有些女知青喜歡唱“賣國”電影《清宮秘史》裡的插曲，比較粉色和小資的那種，被幹部們詢問唱什麼，就說革命京劇樣板戲呵。幹部們不懂京劇，居然信以為真。有些知青傳看司湯達的《紅與黑》，被幹部們詢問看什麼，就說是看兩條路線鬥爭史，還說作者是*他舅。幹部們不知*的舅和姨，也就馬虎帶過。

農村當然也興階級鬥爭，只因為幹部們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較難落實。即便在城市，禁區也是有縫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愛書人稍動心思其實不難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毀滅》、《水滸》、李賀、曹操這一類是領袖讚揚過的，可翻書為證，誰敢說禁？孫中山的大畫像還立在天安門廣場，誰敢說他的文章不行？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一直被視為*主義三大來源，稍經忽悠差不多就是*主義，你敢不給它們開綠燈？再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有比較才有鑑別”、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類毛式教導耳熟能詳，等於給破禁發放了曖昧的許可證，讓一切讀書人有了可乘之機。中外古典文學就不用說了。哪怕疑點明顯的愛情小說和頹廢小說，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蔣介石，只要當事人在書皮上寫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樣，大體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傳。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標識，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後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當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國人向我推薦此書時，我的回答曾讓他一怔。

韓少功：漫長的假期（7）

我說，我知道這本書，我二十年前就讀過。

他還是斜盯著我。

我無法讓他相信這一點，當然也沒必要讓他相信。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裡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裡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這是知青們逃工的常用手法。不過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飯，以便讓病態無懈可擊。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剋制一下揭穿偽裝的鬥志。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於我的很多夥伴們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飢餓者的暈眩。

教書

*”一般被認為結束於1976年。其實這個分期過於籠統。對於很多*”中的學子來說，“*”在1968年就黯然落幕，其標誌是以“革委會”為代表的政權管制全面恢復，還有民眾造反權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紅衛兵的出局。新的各級政權裡雖然都有幾個群眾代表，但一般來說只是擺設了。

有些學生對官員主政已不習慣。想當年，大串聯，逛全國，想鬥誰就鬥誰，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隊伍才開張，戴上袖章就是時代驕子，掛上盒子炮就是社會主人，這樣的好日子怎麼說沒就沒有了？生活怎麼就只剩下哎哎喲喲地掄鋤頭出黑汗？他們憤憤不已，只是還殘存幾分領袖崇拜，那麼與其承認自己出局，承認自己作廢和可憐，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戰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偉大進軍之前的迂迴和潛伏，給自己繼續蒙上意義的金色光輝。

我就是在這時結識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夥是下靖縣的，一夥是下沅江縣的，都是些牛氣沖天的幻想家，開口就是印度*戰爭和法國紅五月的那種，是憂心三十年後中國怎麼辦的那種。我們在春節回城時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國際歌》。他們都比我年齡大，讀的書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聽說他們都在鄉村辦了農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場辦一所，決心配合友軍行動，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憐的鄉村。

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