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倒是很明顯：警方要為此負大部分的責任。自從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來，所有的警力收歸一個部門指揮，而從一開始，領導者的位子就被一個不能勝任的人坐上了。

長久以來，分析家及研究人員不斷想要了解警政署領導人的基本想法。這當然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洩”這項教條，警政署長基本上不會給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個非常喜歡高談闊論的人，只是他的講話即使被修飾得文辭並茂，也相當索然無味。

幾年前警方發現了一種篡改犯罪統計數字的方法，雖然簡單，但卻不易被識破。它雖不是直接做假，卻能嚴重地誤導大眾。在此之前他們只是要求更具戰鬥力、強度更大的訓練，要求更精良的技術支援，特別是要求火力更強大的武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誇大了警方所面臨的危險。但這類說詞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說服力，他們轉而尋求另一種方式：篡改統計數字。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那些六十年代後期發動的政治示威遊行，正好給了他們捏造資料的良機。遊行示威的群眾要求和平，卻受到暴力鎮壓，他們除了一些標語和個人的信念外，根本沒有帶其他東西，但所面對的卻是催淚彈、高壓水槍和橡膠警棍。

這些非暴力性質的示威活動，很少不是以喧囂而混亂的場面結束的。那些不過是想要自衛的人被拉扯、逮捕，還被控“襲警”

或“拒捕”。這些都被計人統計數字中。這個方法完美極了，每一次他們都派幾百個警察去“控制”

遊行秩序，被指控為反抗警方的人數因此迅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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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鼓勵穿著制服的警察“不要動粗”（　這是他們的用詞）　，這些警察也非常樂意遵從，因為用警棍追打一個酒鬼，他會還手的機率可是相當高的。

這是每個人都學得會的把戲。

這種計策很管用。現在瑞典的警察出門都是全副武裝，轉眼間，以往只需帶著鉛筆和少許常識就可以解決的狀況，現在則需要一卡車配有自動步槍和防彈背心的警察出動。

長久下來，也出現了未曾預料到的情況，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眾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懼。

最後，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人與人之間相互懼怕，斯德哥爾摩變成一個擁有數萬個心懷懼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驚懼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險的人民。

六百個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蹤了——事實上是辭職了。因為他們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們全副武裝，大部分時間也只是坐在車子裡。

許多人當然是因為其他理由才逃離斯德哥爾摩的。有些人不喜歡這裡的環境，有些人則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須遵從的行事方式。

這個社會制度已遭到反抗。至於其最深層的動機，則依然隱藏於黑暗之中，然而，在這種黑暗中，隱隱讓人嗅到一絲納粹色彩。

類似的處理方式多不勝數，有一些已呈極端的犬儒主義。

一年前實行了一項政策，針對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銀行戶頭都透支，其中有些錢進了不法分子的口袋。當局看到未偵破的小額詐欺案的數目後，視其為奇恥大辱，要求採取激烈措施。於是警政署拒絕認可被視為法定貨幣的支票。每個人都瞭解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帶著大把大把的鈔票出門。這無疑是送給那些在街道及廣場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機會，而這也正是當前的狀況。當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這個成果來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襲擊的事實卻被忽略了。

這就是暴力風氣漸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強有力的武裝警察。

但是到哪兒去找這麼多警察來呢？　政策執行初期的六個月裡，官方釋出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兩個百分點，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案件還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簡單：警察還未公佈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個透支的銀行賬戶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監聽人民的電話後，警政署中的理論家立刻伸出援手，藉著嚇人的宣傳說服國會透過法案，當局准許警方在查緝毒品時監聽電話。從此以後，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無憂地繼續竊聽，而毒品交易也達到空前的盛況。

不，當警察一點兒也不好玩，倫納特·科爾貝里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所屬的部門逐漸腐敗，他也無能為力。聽到法西斯鼠輩在牆後大放厥詞，他又能如何？　他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