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疆土。熊文燦深信不疑，立即發給十萬人六個月的軍餉。

張獻忠、劉國能的投降引起了連鎖反應，混十萬馬進忠、射塌天李萬慶、曹操羅汝才、過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國寧、託天王常國安、十反王楊友賢、關索王光恩等部農民軍陸續投降，湖廣、河南的心腹之患一下子得以平息。

與此同時，五省總督洪承疇、陝西巡撫孫傳廷在陝西全力圍剿李自成、過天星等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農民軍接連受到挫折，幾乎近於瓦解。

崇禎十一年（1637）六月，李自成為了擺脫重壓，與殘存的六隊、祁總管等部合計三千人馬，由陽平關、白水江逃往四川。洪承疇命令陝西軍隊追擊，四川軍隊堵截，經過幾次激戰，祁總管投降，六隊損失殆盡，李自成僅一千人馬出川，進入漢中的深山密林。李自成不甘心失敗，走出深山密林，企圖進入河南，與尚未投降的革裡眼、左金王、老回回等部會合，因此必須從潼關突圍。

洪承疇獲悉這一動向，命令孫傳廷在潼關南原佈置埋伏，不讓一人一馬得以逃脫；又派曹變蛟從後面追趕。李自成邊戰邊退，在潼關南原遭遇埋伏，陣腳大亂，全軍覆沒。李自成丟棄妻女，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人策馬逃往商洛山中。

至此，所謂“十年不結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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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梅上將”督師中原（1）

如何兼顧安內與攘外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簡單。正當楊嗣昌實施“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時，皇帝還在為“虜”與“寇”——外患與內憂而困擾。崇禎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極殿召見大臣，要他們就這一問題出謀劃策。他的擔憂概括為八個字：“剿兵難撤，敵國生心。”也就是說，如何兼顧安內與攘外？

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對策引起了人們的非議。他旁徵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列舉了歷史典故，其一是東漢初年，為了穩定國內局勢，光武帝力排眾議，接受五官中郎將耿國的建議，接受匈奴單于的議和請求，實現了北方邊境的安寧。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師北伐，征討北漢、契丹，由於國力不濟，連遭敗績，宰相張齊賢向皇帝建議：萬全之策是分清什麼是本什麼是末，先本而後末，安內方可攘外。這種言論雖然隱晦，但意圖十分明顯，就是主張與清朝（崇禎九年〔1636〕後金改國號為大清）議和，爭取時間全力從事“安內”。

中國傳統政治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宋朝對遼、金的妥協遭到後人無窮的唾罵，明朝君臣對於向後金和大清議和，一直諱莫如深。其實，議和並非楊嗣昌的創見，自從朱由檢即位以來，明朝與後金（清）的議和嘗試始終沒有間斷過，寧遠總兵祖大壽、薊遼督師袁崇煥、宣府巡撫沈啟時都有過類似的接觸，楊嗣昌只不過想把這類接觸轉化為實際成果而已。目的很明顯，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談判的氣球，緩和邊境壓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內亂。

在他的授意之下，遼東巡撫方一藻、總督太監高起潛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試探口風，受到清朝方面的禮遇。皇太極表示，如果確實能夠議和，他願意撤兵東歸。楊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潛的報告，向皇帝彙報：既然對方有意議和，不妨請他們在寧遠談判，這樣就不至於每年都有京師畿輔的岌岌之危，可以騰出手來平定“流寇”。因此請求皇帝准許方一藻、高起潛在談判中可以“便宜從事”，得到了朱由檢的默許。

使者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寫給總督太監高起潛的一封信，信中說：同意和談，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夏秋必有舉動”——意思是兵戎相見。方一藻在給楊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極力主張“和議消禍”。楊嗣昌隨後向皇帝報告了這一資訊，強調指出：當年五省總理盧象升在中原戰場已有勝算，由於邊防緊急而撤至長城沿線，遺憾至今。假如有人用計謀使滿洲鐵騎三年不來，那麼中原內亂早已平定了。他的意思是，用議和爭取東北邊疆三年沒有戰事，集中精力平定內亂。

朱由檢以為不無道理，但是礙於皇帝身份，不能明確表態，只是含蓄地命令方一藻、高起潛“細酌”——細細斟酌，相機行事。楊嗣昌以為如此大事，僅僅“細酌”二字不足以壓服輿論，一定要皇帝“聖鑑允行”——明確表示同意，邊防大臣才敢於放手進行。到了六月，皇太極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和談，方一藻建議朝廷援引隆慶年間“俺答封貢”的模式，與對方談判。

朝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