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臣表示，對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講”和“經筵”中，不僅應該有問答，也應該有君臣之間的辯駁，不應該聽了刺耳的意見就大發雷霆。看來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虛心納諫的風度。

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檢身體偶有不適，臨時通知暫停早朝。遭到內閣輔臣的批評後，他幡然悔悟，虛心接受，特地用工筆小楷寫了手諭，對輔臣褒獎備至，稱讚他們“忠純體國，念篤愛君”，“言同藥石，朕心忻悅”，希望他們今後繼續一如既往批評自己的過失。當時擔任給事中的孫承澤在他的回憶錄《思陵典禮記》中，記錄了這份手諭，而且親眼目睹這份手諭刻成碑銘的經過，他評論道：皇上的書法模仿唐太宗，手諭寫得清秀遒勁。

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細節，朱由檢似乎處處都在仿效唐太宗，不僅書法如此，而且在虛心納諫、聞過則喜的態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儘管兩者相去甚遠，他還是經常流露出剛愎自用的劣根性，但畢竟有意識向這個目標靠近，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

後宮生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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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國之君”（4）

朱由檢的後宮生活頗有一些與眾不同的亮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從中流露出希冀國祚綿延長存的心態，不想成為亡國之君。

慈烺生於崇禎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為長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當然地於次年冊封為皇太子。為了栽培這位皇太子，他親自選拔老師——“東宮侍班講讀官”。崇禎十五年（1642）正式開始皇儲的教育。內閣輔臣根據皇帝的旨意，擬定了“講儀”，特別強調“覽史以佐經”——把學習歷史作為學習經學的輔助手段，目的是瞭解歷史上的治亂、邪正、是非，以古鑑今。

崇禎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檢“日講”完畢，與內閣輔臣議論太子的教育事宜，鄭重其事地從一個黃匣子裡拿出自己親筆書寫的《欽定官屬約八條》，都是對太子身邊工作人員的約束條例，例如不得離間親親，不得交結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禮，以及內外有別、出入謹慎等。周延儒讀了這八條以後，向皇帝詢問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蔣德璟提醒太子身邊的伴讀與典璽（掌印）人員很要緊，朱由檢說：東宮將來即位，這些人就是“從龍之人”。看得出來，他對於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將來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後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後冊封為定王、永王，其餘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別是五子慈煥（田妃生）最為喜愛，不幸五歲病逝，令他哀慟不已。據說，慈煥臨死前曾留下一句話：九蓮菩薩（按：指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說，皇帝待外戚過於刻薄，兒子都要夭折。朱由檢信以為真，崇禎十三年（1640）七月發憤，從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員們勸導他不必對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嚴詞拒絕。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夢見孝純皇太后，要她轉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齋戒”外，其餘日子可以開葷。為此，他特地詔告臣民，從六月二十二日開始，不再吃長素。雖然恢復了葷食，朱由檢與皇后周氏仍然堅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齋”。這對於一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帝后來說，實在是一大考驗。

當然，朱由檢的生活節儉刻苦，並非僅僅出於家庭生活方面的考慮，更多的是源於憂國憂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貫態度。他即位不久，面臨國匱民窮的爛攤子，毅然宣佈停止蘇杭織造（專供宮內綢緞的官辦機構）的活動，理由是：不忍心困擾一方人民。崇禎八年（1635），周皇后身體力行，命太監在蘇州收購棉花紡車二十四具，送進宮內，教宮女紡紗，培養勤勞節儉的風氣。雖然因為北方的宮女無法學會江南村姑的細巧手藝，終於不了了之，但是“天宮吹入紡車聲”，不能不說是紫禁城內的曠古奇聞。

根據戶科給事中孫承澤的記載，主管宮廷膳食的光祿寺報告的崇禎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開支，是這樣的：

皇帝膳食每月銀子一千零四十六兩；

皇后膳食每月銀子三百三十五兩；

皇貴妃膳食每月銀子一百六十四兩；

皇太子膳食每月銀子一百二十兩。

這些當然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但與萬曆時期相比較，已經大為節儉了。崇禎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檢考慮到財政困難，帶頭節約，宣佈他的膳食費用減去一半，后妃等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太監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