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皇出逃（4）

1939年7月，周佛海在他發表的《回憶與前瞻》一文中，說他出逃的決心，是經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考慮，有時甚至徹夜不能睡眠，然後才行決定的。他說：

國家的利害問題，我早已決定，因為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國，所以這一點，不必重新考慮。個人的利害，更不成問題。既要打破環境，以開風氣之先，當然要犧牲個人的地位和名譽，所以這一點，也沒有費多大的考慮。最使我遲疑不決的，乃是情誼兩個字。第一，十幾年來，承蔣先生提攜裁成，才得以有今日。過去蔣先生決沒有對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脫離重慶，在我的居心，固然沒有絲毫反對他的意思，但是因為主張不同，事實上不能不處於對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萬分難受的。第二，在黨部、政府和軍隊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單音信難通，而且後會無期，這也是足以使我留戀的一大原因。這一個月的光陰，使我經歷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痛苦，飽嘗人世間少有的煩悶。但是經過了極端的煩悶和痛苦，我仍決定犧牲私情和友誼，脫離環境，以努力主張的實現和貫徹。205

周佛海作為投機主義分子，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在歷史上由共產黨人轉變為國民黨，由信仰*主義而轉變為反對*主義。如果說，他在中國歷史的轉變關頭，由於追隨蔣介石*，而得以飛黃騰達的話，那麼，在中華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關頭，周佛海企圖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充當漢奸賣國賊，來實現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的話，那他只能落得個遺臭萬年的可恥下場。歷史已經為周佛海作了結論。因此，他此次飛離重慶，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其“政治生命斷絕之時”。

周佛海到昆明後，又是遊覽名勝，又是接見記者，詳予指示，好不得意。但是他卻萬萬沒有想到，剛剛到達昆明的第二天，而汪精衛等人仍在重慶尚未行動之時，卻意外地接到重慶當局的電報，告知蔣將於明日（7日）可到重慶，令其速回重慶。得此電報，周佛海焦急至極。他說：蔣如明日回重慶，“是則預定計劃，將受絕大影響矣！其殆國運耶？焦灼萬分。”他認為這是命運，無可奈何地表示：“大小事只能盡人事，成敗唯聽天命，但餘個人亡命，則早決心矣。”206

8日，陳春圃抵達昆明，告訴周佛海：“陳布雷已到（重慶），蔣先生今日可達，汪先生囑一切慎重。”陳春圃是汪精衛的內侄，時任僑務委員會委員。他本應隨汪同時來昆明，但由於蔣介石突回重慶，汪不便離渝，乃派陳春圃將行李及兩個子女先行送往昆明，然後讓他倆轉赴河內，他則留在昆明，負責與汪聯絡事宜。

蔣介石突然飛回重慶，打亂了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計劃，由於汪不按期逃離重慶，周佛海立即寫信給雲南省主席龍雲，報告暫緩行期。同時，此一變化，也關係到日本首相近衛宣告的發表。

近衛本定12月11日赴大阪發表講演，宣佈調整中日根本關係之新方針。這一演說，不僅將向日本全國廣播，而且還要接送至中國、“滿洲國”各電臺。由於汪精衛不能如期離重慶，近衛的宣告也就不能如期發表，所以，周佛海便立即電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們通知日本方面，請近衛暫緩發表宣告。

近衛大阪之行在此之前業已公佈。日本得知汪未能如期脫離重慶的訊息後，只得發表一個假訊息，偽稱近衛因患腸病，中止大阪之行。周佛海在12日的日記中寫有：“閱報，悉近衛本定昨赴大阪，今日講演調整中日關係根本新方針，因腸病中止。其所講演內容如何？何以忽中止，恐中、日兩國知之者，共不及20人也。”207由這段記述中可知，汪精衛等人的叛國投敵行動，是何等的秘密。

倉皇出逃（5）

周佛海從汪精衛被迫滯留重慶起，直至汪冒險於18日抵達昆明時止，一直如坐針氈，舉棋不定，坐立不安，內心矛盾十分複雜。他在12月8日的日記中記有：“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敗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預謀。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脫離現狀歟？其返渝暫觀形勢歟？苦思深想，仍決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為遲早均須脫離，早則多挨幾天罵，遲不過少挨幾天罵，但屆時恐無法脫身；二則思平兩度赴渝，蛛絲馬跡，在在可尋，一旦發現，國未得救，而身先喪矣！21號前決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國，汪先生或能在十天內離渝。”208

蔣介石與陳布雷本在桂林行營，此次返回重慶，並非獲悉汪精衛等人與日本有秘密勾結和叛逃的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