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命令者，只有汪精衛了。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被推舉為國民黨副總裁，同時被任命為將要成立的國民參政會議長，是國民黨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其主要任務仍然為處理政務。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來，早在3月間，日本透過義大利駐華大使館，就已經開始了對汪精衛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蔣介石與日本談判和平。此後，義大利大使還明確向汪精衛提出三點希望：“（一）汪親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給近衛公寫信；（三）中國乘機表示決心參加防共協定（使中日交涉容易進行）。”176

汪精衛深感戰局的不利，對此提議是非常贊成的，但他又無法滿足日本的要求。為此，曾派其親信人物，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彭學沛，答覆義大利大使說：“（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難於實現；（二）現在從蘇聯那裡接受飛機和其他軍事援助，在現在的情況下，不可能參加防共協定；（三）如果能得到義大利國的秘密保證，汪可以寫一封長信給近衛公；（四）在起草給近衛公的信時，希望能在義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條件；（五）在傳送此信的同時，也準備通告英國大使。”177

從擁蔣到反蔣（3）

所謂“近衛公”者，亦即時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高宗武赴東京，實際是代表汪精衛與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憶當年的情況時曾說：“憶前年4月與（梅）思平談收拾時局辦法，餘謂必需三民宅義，國民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國民政府四條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編《國際問題》，直至6月23日才飛往漢口。在4—6月間，只有高宗武前後兩次往返香港、漢口之間。如果周的回憶僅僅是把時間記錯了的話，他既然可以與梅思平商討實現“和平”，收拾中日時局的辦法與條件，那他當然也同樣可以與高宗武商談，而此事也一定與汪精衛商量過。不然，為什麼梅思平會與汪精衛共同推測高宗武赴日之結果呢？

從周佛海所說收拾時局的四條件看，與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蔣的條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日本是要國民政府更換人事，改變聯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後來，汪精衛也正是根據這種基本要求，與日本實現“和平”，只不過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蔣*的傀儡偽國民政府罷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後，先後會見了日本首相近衛、外相有田八郎，參謀次長多田駿，陸相板垣徵四郎，陸軍省軍務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中國課長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與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談的，因為沒有當時的記錄，他本人始終未有過任何說明，因此，難於完全瞭解。但是，根據當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憶，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確定由汪精衛“出馬”，與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影佐禎昭在他所寫的《曾走路我記》中說：“我和高宗武在箱根會見了兩次。我記得高宗武是這樣說的，歸根結底，日本現在不承認蔣政權，為了造成日中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樣，除汪精衛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178

今井武夫回憶說：“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間，與板垣陸軍大臣和多田參謀次長等進行了會談。當時我參加了會談，給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對於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華兩國間的事變盼方案已經死心了，他改變態度不再提出這個主張，只是熱心地專門聽取日本方面的發言。’”179

高宗武於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漢口報告。19日，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聞宗武返港數日，迄無訊息，布兄（指陳布雷——筆者）亦無所聞，為之焦慮。”180周佛海回憶說，高宗武回到香港後，曾寫了一份赴日本的情況報告，由於事關重大，而且又是揹著蔣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沒有勇氣回漢口報告。他想自己必定會遭逮捕，不然則將不能從漢口脫出了，於是他便將報告書交由周隆庠送回漢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飛抵漢口的。周佛海得知後，立即召其來談。是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報告呈委座，召其來談，並約希聖來談，派人送報告交佈雷。對方堅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時謁汪先生，談半小時。”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