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的問題上，與汪精衛等之間，有著原則的區別而已，蔣介石雖然主張國共合作，但也不願看到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壯大，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與態度，也未作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在處理國共關係的問題上，蔣與汪之間，既有原則性的區別，但也有一致之處。正是由於這種複雜的關係與心態，所以蔣介石對成立“藝文研究會”這樣一個組織，也是支援的，並每月撥款4萬元資助其活動，希圖以這個並非完全官方的團體，暗中同共產黨進行鬥爭。

藝文研究會（2）

藝文研究會設理事會，汪精衛、周佛海、陶希聖均為理事。由汪精衛負責實際指導。理事會設平行的總務與設計兩個總幹事，以周佛海為總務總幹事，陶希聖為設計總幹事。當時軍事委員會已經改組，撤銷了大本營，大本營原設之各部，有的撤銷，有的歸併於相關機構，原第二部撤銷，周佛海第二部副部長之職務也因之撤免。因此，他除擔任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副主任外，主持藝文研究會，便是他的一項主要工作。

總幹事之下分設有各組，在漢口設立的有研究組、總務組、調查組、出版組、人事組及經濟考察團、編譯委員會等。各組設主任幹事各一人，幹事及助理幹事各若干人。研究組主任幹事由陶希聖兼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幹事，總務組主任幹事羅君強，調查組主任幹事劉炳黎，出版組主任幹事葉溯中，人事組主任幹事劉百閔，經濟考察團由陶希聖及侯樹彤主持。編譯委員會由主任委員陶希聖及吳景超、陳之邁3人主持。另在香港設國際編譯社，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主持。藝文研究會編輯發行“藝文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組之下，又專門成立了一個“獨立出版社”，專門編印各種小冊子。

藝文研究會設總會於漢口，總會以外尚設有長沙、廣州、重慶、西安四個分會，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訊員。香港國際編譯社實際也屬於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國際編譯社出版《國際問題》、《國際週報》、《國際通訊》三種刊物。由汪精衛的親信林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梅思平主編《國際問題》，樊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朱樸主編《國際通訊》。他們每週舉行一次國際問題座談會，會後就國際時事起草兩份報告，交由周佛海轉呈蔣介石與汪精衛。“國際編譯社”只是內部的名稱，對外不公開，公開的名稱則是“蔚藍書店”。

同年6月，武漢會戰開始後，在漢口的各機關開始西遷，藝文研究會亦於7月底遷往重慶。此後，內部組織稍有變化，研究組改稱編審組，人事組、調查組無形取消。由於總會遷往重慶，原有重慶分會取消；廣州失陷後，廣州分會取消；長沙分會由於發生長沙大火而取消，西安改為通訊員。12月，汪精衛、周佛海出逃後，藝文研究會也就奉命結束。

藝文研究會成立之始，即大力貫徹其對內*，對外主和的宗旨。首先，千方百計的控制輿論。第一，是直接出版刊物，如《政論》旬刊（後改半月刊），及各種小冊子等，專門刊登汪精衛、陳希聖等人鼓吹*及與日本“和平”的言論。同年3月，《政論》旬刊第六期（3月20日出版），以答問的形式，刊登了陶希聖關於“藝文研究會”宗旨及活動內容的談話記錄。陶希聖聲稱：藝文研究會的口號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並以建立“*政治”為幌子，攻擊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是割據、是分裂。他聲稱：“*政治不是政治割據，要把割據當成*，是歷史的倒退，不是社會的進步”；“*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國家對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戰的機會，用*鬥爭來減低政府力量，混亂政治的秩序，這是*政治所不許的。”

藝文研究會（3）

藝文研究會控制輿論的第二個辦法，是透過擬定宣傳方針指導及資助，收買拉攏非國民黨系直接辦的報紙雜誌，使其接受藝文研究會的“指導”。如研究組，其任務除分門別類蒐集資料，分析國內各種報刊的言論動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擬定宣傳綱要，供各報刊採用。據統計，藝文研究會補助津貼的報紙雜誌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國民黨勢力所及的區域。143

除此，藝文研究會以及周佛海本人還大力散佈失敗主義，為對日“主和”製造輿論。1938年3月29日，中國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透過了“抗戰建國綱領”。會後，周佛海被任命為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務。4月30日，《民力》週刊登載了周佛海所寫的《抗戰建國的兩個要點》一文。他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