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孫鳳鳴的“晨光通訊社”記者，卻從相機中拿出手槍，朝著立於第一排中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連連開槍。由於汪精衛是在轉身之中，所以他的左頰、左臂及背部連中三槍，槍響之時，汪精衛應聲倒地，站在汪身旁的張學良及會場警衛，迅即奔向行刺者，將其手槍踢掉，同時連連開槍，將孫鳳鳴打倒在地。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急忙下令用急救車將汪精衛送往鼓樓中央醫院搶救，並封鎖會場，不使人出入。透過對採訪許可證等各種線索的追查，查出此事系晨光通訊社所為，隨即將該社人員逮捕或通緝，追查人犯。

依照通常的情況，全體中央委員攝影，時為中央常務委員的蔣介石，當然應入座合影，但事有湊巧，蔣介石因故未能下樓參加攝影，而晨光通訊社的這次謀刺活動，是經過長期策劃，周密準備，其謀刺的物件恰巧又是蔣介石。這不僅反映了國民黨內部派系間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全國人民對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妥協，對內*反人民，致使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不滿。由於謀刺物件蔣介石未在現場，謀刺計劃又不能不進行，所以刺蔣不成，便改成刺殺汪精衛。因為汪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是國民黨內外政策的具體推行者，被刺也是罪有應得。

但是，汪精衛、陳璧君、陳公博等改組派要員不瞭解此中內情，而且蔣又不到場，更增加了他們的猜疑，以為蔣是藉故不參加攝影。

汪精衛被送往醫院，經過檢查，發現槍傷不甚嚴重，不致有生命危險。經住院治療，相繼將左頰及左臂大部分彈片取出，消毒縫合，很快痊癒，但背部子彈因夾於5、6肋骨間，手術容易損傷脊椎，造成生命危險，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術。11月20日，汪出中央醫院，赴上海，往德國醫生諾爾醫院繼續檢查治療，終將左頰殘留彈片全部取出，但背部子彈仍留體內。

12月1日，汪精衛分別致電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會長，請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國民政府雖然接受了汪的辭職，但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仍然選舉汪精衛為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

1936年2月19日，汪精衛根據德國醫生諾爾的建議，乘船離上海前往德國溫帶地區療養。汪精衛的赴歐，標誌著自1932年1月以來，蔣汪合作體制的解體。由於汪的辭職，改組派要員陳公博、顧孟餘、曾仲鳴、褚民誼等，也相繼提出辭去各項任職。陳公博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部長，陳公博的辭職，其遺缺經蔣介石的提議，由周佛海繼任。這樣，周佛海便輕易地由一般的中央委員，而得以進入中央領導機關，擔任實際的領導職務。

民眾訓練部，顧名思義，是對民眾的組織與訓練，而民眾組織不外乎壯訓練及青年訓練；而青年訓練，又主要是學生。當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所以主要是對學生運動的防範與控制。所謂訓練，不過是宣揚國民黨政府的各項政策，迫使學生遵守與服從自己。因此，周佛海的主要任務，便是往各大、中學講演。民眾訓練部只是一種公開的名稱，其實際活動又與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如軍統、中統等密切配合，相互協調。

1936年國內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各界民眾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成為全國人民的一致呼聲，致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分裂。12月12日，身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的張學良，聯合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武裝扣押了蔣介石，是為“西安事變”。

時在德國療養的汪精衛，得知西安事變發生，立即啟程回國。汪精衛本來以為蔣介石再不會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國民黨的軍政，非他主持莫屬。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安然返回南京。於此，汪精衛取蔣地位而代之的企圖化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衛抵達香港時，受到國民黨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啟剛等人的迎接，並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飛抵南京。20日，就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並主持會議。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由於汪精衛的復職，所以汪派人物也經三中全會決定，重新出任各項職務。民眾訓練部部長本為陳公博，現在陳要重新任職，因而順理成章，仍任其為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職位有限，陳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從陳布雷那裡得知，蔣介石擬改令陳公博任民眾訓練部部長。聞此訊息，周佛海說：“此事在餘個人並無得失關係，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謂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