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的滿洲首領不知道明軍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少年吳三桂此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憑著一股血氣，帶領著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無人之境，殺到父親身邊，把吳襄從目瞪口呆的滿洲兵中帶了出來。皇太極懷疑明軍有詐，下令兵丁不要追殺，聽任吳三桂父子逸去。

這個傳奇性的遭遇，給吳三桂帶來的是一生受用不盡的聲譽資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這個十幾歲的孩子的孝勇之舉立刻遍聞天下。連皇太極也對這個後生讚不絕口，稱他為“好漢子”，並不無遺憾地說：“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

吳三桂：無處收留（3）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非常重視。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別人對帝國的態度。“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成了當然的邏輯。當吳三桂帶著一身血水汗水殺回錦州城之後，祖大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

之後，吳三桂高中武舉。再之後，仕途一路坦蕩，年僅二十八歲時，就做到了鎮守一方的寧遠總兵，成為青年將領中的翹楚。在仕途的攀升過程中，他比誰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資源對一個人社會成就的巨大推動作用。吳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會形象，他習慣於圍繞這個形象設計自己的行動。在父母面前恭謹體貼，在朋友圈裡輕財好士，在百萬軍中英勇無雙，吳三桂知道社會對他的角色期待，也盡心盡力地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年僅三十一歲，吳三桂即已被破格提拔為遼東提督，總領關外軍事，社會對他的回饋不可謂不厚。大明朝對他確實高恩厚德。

確切地分析吳三桂選擇中的道義原則和現實利益的比重，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最後的結果是明確的，他拒絕了舅舅的建議。此舉很快就為朝廷所知，並進一步豐厚了他的道德資本。不過，從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會得知，吳三桂的這一選擇並不輕鬆。

二

大明朝就像一輛沿著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所有的勢能都指向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這些勢能是此前的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它的最後一任馭手——崇禎皇帝竭盡心力的努力看起來更像一個蒼白的手勢，於事無補。相反，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垂死掙扎，反而加速了這一程序。

大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於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於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

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瞭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價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極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聽老人們宣講聖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於引經據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為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為，和皇帝據理力爭較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後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慾望，透過極大的自我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盪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軟約束髮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準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偽標準。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慾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透過偽飾行為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裡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裡，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慾念的滿足。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