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號。周恩來出於保護目的，批示說：“劉、鄧可請假不出席，紅衛兵可邀請，事前必須做工作。”19日，周恩來得知某學院要開群眾大會，並上追到劉少奇、鄧小平，遂通知新華社：劉、鄧問題中央已解決，不要在群眾中搞。中央不支援他們開這樣的會。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廣播電臺都不要派記者去參加。

11月也是鄧小平公開場合最後露面的月份。12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週年萬人大會。25日，參加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接著就是被無休止的不斷升溫的批判。此時，心急如焚的周恩來儘自己所能，保護著自己的親密戰友。12月24日，周恩來得知中央文革小組支援下的紅衛兵準備上街遊行，併到中南海揪鬥王光美，遂告有關保衛人員，要說服紅衛兵對劉少奇、鄧小平不宜採取揪鬥辦法。26日，就吳德請示北京市委如何對待次日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大會的問題時批示：可不去。1967年1月8日凌晨，周恩來聽到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報告後，把他們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他們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他懇切地說：黨中央不同意這樣做。在參加當日某些造反派召開的一次批判大會上，當有人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時，周恩來當即背過身去以示抗議，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鬥的方法。17日，他又鄭重地告訴某單位的造反派說：劉少奇、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報紙上沒有點名，你們開會不要把他們拉去。否則，我們不出席。針對某造反派頭頭四處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周恩來斥責說：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在1969年3月修改《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稿）》時，將稿中“肅清一小撮走資派的餘毒”處的鄧小平等人名刪去。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只能以這種方式，竭盡所能來保護鄧小平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鬥爭，並錯誤地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鄧小平被作為第二號“走資派”在中國政壇上消失了，1969年10月又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謫居”。看起來在鄧小平的問題上週恩來保持謹言慎行。實際上，作為“兄長”他始終關注著這位親密戰友和兄弟。鄧小平一家到江西前，他親自打電話給江西省，指示要妥善安置。在得知江西省革委會負責人把鄧小平一家安置在贛州的意見後，又提出具體建議：對鄧安排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據此，江西省革委會重新調整了方案，將鄧小平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這體現了周恩來慮事周密、細緻的特點。

一年以後，周恩來在江西廬山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林彪一夥興風作浪，會議氣氛異常緊張之際，他仍惦念著山下百里之外的鄧小平。他對身邊的保健醫生說：這裡有我的兩個熟人，一個是你的同行，“另一個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現在南昌附近住。”

9。英雄所見略同，戰友所為相合。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叛國，11月初，鄧小平以普通職工身份在工廠裡聽中央檔案傳達。回到住所，他顯得很高興，但只是說了“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短短八個字，道出了他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禍國殃民罪行的深惡痛絕，表達了他對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堅定信心。

此時，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機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叛變。周恩來以同樣簡潔的語言，表達了和鄧小平同樣的心情。他說：“林彪之死，天造地設”。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11）

聽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被粉碎的訊息，鄧小平和家人非常高興。據有關人員回憶，當天晚上鄧全家坐在一起打撲克，直到深夜。隨後，鄧小平用下午、晚上時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信。透過江西省機要部門轉送給毛澤東。看到鄧小平1971年11月的來信，毛澤東聯想起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各個時期的功績。1972年1月，他在陳毅同志追悼會上同陳毅親屬談話時提到了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場的周恩來心裡十分高興，因為他深知，如果“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被解放而且重新出來工作，將帶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