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就1959年定的那起錯案說起。11月27日，他會見美國專欄作家時說：彭德懷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開。他有錯誤，但功績還是比錯誤多。當日晚，他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彙報時插話說，彭德懷也應該四六開。兩天後，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又重申了這個說法。對康生錯誤，鄧小平話雖不多，卻很明確。認為他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錯誤綱領的“組織者之一”，緊接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所做的錯誤結論，肯定他為黨和人民做的巨大貢獻，同時決定對康生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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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4）

第三，無論案件多麼複雜，“都要實事求是地對待”。潘漢年被定為“內奸分子”是我黨建國後處理較早的一起錯案。陳雲在調閱了有關材料後，認為潘並無投敵確證，便寫信給鄧小平、李先念，提議黨中央正式立案複查，複查工作可由中紀委辦理。對此，鄧小平表示“贊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於是，中央書記處轉告中紀委：按陳雲的建議和鄧、李意見辦理。中紀委經過細緻複查，認定原結論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檔案，決定為潘漢年平反昭雪，並追認其歷史功績。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國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受辱含冤自沉於北京的太平湖。1978年8月，他的夫人寫信給黨中央，請求給老舍平反。幾天後，鄧小平在這封信上指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結論，不可拖延。”舉行老舍追悼會之日，他又專門送了花圈。

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平反，鄧小平也有過明確指示。“四人幫”被粉碎以後，陶鑄夫人、女兒為此事曾奔波了兩年，當她們找到鄧小平時，他並沒表示什麼態度，陶鑄的女兒甚至覺得冷淡，感到失望。實際上，鄧小平對這個問題很快地作了批示：陶鑄同志他是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在幾十年的工作中間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經過複查，過去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後來問題很快就解決了，雖然鄧小平當時不講一句話，但要解決問題時，就很乾脆。

為共和國曆史最大的冤案平反，也是鄧小平所力主的。1980年5月17日，劉少奇同志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講：“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黨中央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劉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他在會上對劉少奇夫人說：是好事，是勝利……

是啊，劉少奇生命垂危時留給世人的一句名言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鄧小平對劉少奇夫人的話則簡明地道出了人民必將勝利的歷史邏輯。在此前後的兩年中，鄧小平參加了13次這樣的追悼會，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獻了花圈。在全國有300多萬幹部的冤假錯案在1979年到1982年期間得到了平反。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得到了恢復和發揚。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它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鄧小平在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這次全會的主題報告。這次全會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堅決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並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仍舊認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問題要深入討論，這個工作不能搞運動，要“插到經常工作主要是經濟工作裡面去做”。具體說來，他堅決支援陳雲於1980年前後力主進行的經濟調整。

粉碎“四人幫”以來，由於經濟領域的“左”傾錯誤沒有肅清，經濟工作中又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問題。陳雲提出要進行經濟調整。比如鋼產量到2000年達到8000萬噸就比較合適。鄧小平覺得，陳雲的這些意見“有道理”，“很值得重視”。他在1979年3月23日會議發言中強調，鋼鐵生產要抓質量、抓尖端的。把鋼產指標由二億噸減下來，搞得好，八千萬噸鋼不一定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