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有所料之事，但是，具體日期還需精心選擇。渡江戰役發起日期數次變更，這主要是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以及總前委根據政治、軍事形勢和氣候變化而決定的。

1949年2月，鄧小平根據軍委兩大野戰軍準備三四月渡江南進的指示，主持總前委會議討論渡江問題。會議提出3月中旬出動，3月底開始渡江作戰為好，因為敵內部政治矛盾未解決，軍事部署上對守江岸還是守京滬杭要點，或者退守浙贛線舉棋不定。此時雨季未來，春汛未發。中央軍委同意這一方案。

3月上旬，毛澤東等與正在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鄧小平等，鑑於國共兩黨即將和平談判，經反覆研究後把起渡時間推遲到4月10日。隨後，鄧小平回到前線主持總前委會議認為，10日恰為陰曆十五，月圓通宵，影響我軍突破江防突然性，遂主張15日黃昏渡江，軍委表示贊同。鄧小平等致電二、三野首長，講明軍事鬥爭要服從###，渡江行動要嚴格受到和平談判程序制約。要使軍事、###高度統一。

4月中旬，中央軍委鑑於和平談判已有進展，電示總前委，欲將渡江時間推遲半月或1個月。根據國共和談最終期限是4月20日，軍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後、29日三個渡江日期，徵詢總前委意見。鄧小平等經多方面調查認為，5月江水比7、8月還大，渡江將發生極大困難，現百萬大軍擁擠江邊，過久推遲，將不得不後撤以就糧草。而簽字之事，亦應設想敵人翻臉，故建議先打過江，以爭取和平接收。這時，軍委告總前委下達推遲渡江命令時，不要說是為了談判，以免鬆懈士氣。

對此，鄧小平等認為不應迴避“為了談判”，而應正面講清渡江與談判關係。他們在下達的指示中強調：我們應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之基礎上進行渡江，“故於全域性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還將再次推遲。所以，在部隊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戰鬥意志的鬆懈”。此間，“中心工作仍應放在加強戰鬥準備”。對總前委這一指示，軍委認為“甚好”。

與此同時，鄧小平和陳毅等繼續詳察敵情、水情，根據談判期限和氣候有利條件，於4月17日提出於20日夜全線渡江作戰，軍委、毛澤東覆電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一氣打到底。同時號召全軍將士在總前委領導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進的偉大任務。於是，鄧小平為總前委起草電報，下達了渡江作戰命令。這時，中突擊集團準備先期渡江，鄧小平等以總前委名義復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這樣做。總之，整個戰役從20日晚開始就一直打下去，能先過江就該先過江，不必等齊。因為全長1000餘公里長的戰線上完全等齊是不可能的”。此時已是彈上膛、刀出鞘、帆滿風，萬事俱備。

這是毛主席親自交代給我的（4）

腰斬蛇陣，挾首擊尾。

古文記載：恆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面對長江守敵一字排列的“長蛇陣”，總前委決心採取橫斬蛇腰，挾其首，擊其尾戰法，使敵顧此失彼，首尾難顧。4月20日夜，總前委指揮中突擊集團首先在貴池至蕪湖間突破，攔腰折斷敵長江防線。乘其全線動搖，驚慌失措之際，總前委又命令東集團、西集團於21日黃昏，同時在東起江陰、西至馬當約600公里長江面上，有重點地對敵發起攻擊，在四野等部的配合和強大炮火掩護下，我渡江部隊萬船齊發，以排山倒海之勢駛向對岸，突破當面江防後，乘勝向縱深發展，東集團炮兵封鎖長江，斷絕敵艦往東的逃路，另部攻佔常州、丹陽等城，切斷京滬鐵路交通線，並於23日佔領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西集團一抵達南岸，便橫掃敵人，擴大突破地段，接應友鄰登陸，貫穿敵人縱深，截敵退路而兜之，後續部隊源源不斷過江登岸，對敵實施連續突擊。戰役發起4小時後，成渡部隊就達16個團，控制了江南岸寬100餘公里、縱深5至10公里的登陸場。渡江戰役第一階段勝利結束。

陳毅當時就用“旌旗南指大江邊”，“直下金陵澄六合”的詩句來描述渡江成功盛況。湯恩伯眼見江防部隊一觸即潰，為避免在沿江被分割圍殲，他下令蕪湖以西部隊沿浙贛路撤退，蕪湖以東部隊分別向上海、杭州撤退。其餘江防部隊也向南潰逃。

宜將剩勇追窮寇。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鑑於敵準備在浙贛線重新組織防禦，防禦不成則繼續南逃的企圖，緊緊把握戰局發展關鍵環節，及時調整戰役部署。當指揮西集團的劉伯承根據戰況，提出二野不以主力與三野成交叉運動去南京地區，而全力直出浙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