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弦。只是後來不知是從哪一年開始，我常聽到父親說，真遺憾當年沒帶爺爺奶奶的照片出來，我大概能體會那種心情——這麼多年很多感覺只能靠著腦海中模糊的記憶，連個可依憑的照片都沒有。而這樣的故事，在我父親的同袍、軍校同學那些叔叔伯伯的聚會中，雖然不曾公開聽到他們說起，不過那種異鄉遊子的思念，總是很濃很濃的。

我的母親在1949年時僅8歲，因為姥爺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須離開的。根據我的瞭解，姥爺是先離開的，姥姥帶著三女一男四個小孩在解放後的北京生活了8個月後也離開了。姥姥一行人先輾轉去了香港，再從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臺灣。我聽姥姥說過，她一上船就嚴重暈船並一直嘔吐，無力照顧孩子，就只能由我媽這個8歲的大姊照顧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時還是襁褓中的嬰兒。

小時候我的身體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個小孩，我媽就把我交給姥姥照顧。從小我的周遭幾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臺語很糟，記憶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這樣的人更精細的區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縣一個地主的女兒，家裡曾經幫姥姥在私塾請過教書先生，然而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社會風氣依然很不開化，“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在社會上依然相當濃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沒能持續多長時間，不僅沒有透過教育改變傳統女性的命運，其後更是被裹了小腳。不認識字跟裹小腳這兩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記得她常常戴著老花鏡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