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後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朱元璋極力防範后妃干政，因此他認為馬皇后不該問老百姓是否安寧這類政事，可馬皇后的回答讓他啞口無言，既然國即家，國法即家法，國事乃家事，父親可以管兒女，母親為什麼不能問兒女的生活狀況呢？

所以說，國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時候也不能自圓其說。當然，人家照樣可以解釋：夫唱婦隨，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說了算，但當母親的“過問、關心”是否應該在允許的範圍內，因為這是“慈母”的分內之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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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身旁的“陸秀夫”（1）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歷史記載中，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將北京城圍成鐵桶一樣，崇禎帝還在御案上寫了一句“文臣個個可殺”，密示近侍。儘管隨即抹去了，但可見此時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種地步。這種情形下，很難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國。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問太監為什麼沒有京營兵護駕，太監回答說：“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走投無路的崇禎召新樂侯劉文炳等帶家丁前來護駕。劉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劉文炳說的是實情，明朝從洪武帝開始，對大臣監控甚嚴，大臣如果自己訓練家丁，那就有私練武裝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家僕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此時崇禎嚐到了祖宗之法結下的苦果。

當日崇禎將長平公主的胳膊砍斷，嘆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裝逃到民間。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陽門，要出城，守門的不放行，說天亮再說。——這也是規矩，但此時李闖大軍在外，稍微有點良心的人不會拘泥於成法，無論是城中哪一個達官貴人，能放出一個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時守門的已生了異心，他們在為李闖守門不讓人逃命，好日後邀功。崇禎扈從想奪門而出，守門的反而用大炮回擊。他命令人去叫負責守朝陽門的朱純臣來開門，可朱府看門的人說老爺赴宴未歸。——此時哪能有閒心去赴宴，分明是託辭。走安定門，門閘太堅固，打不開。太子叩嘉定門想外逃，守門的官員周奎自顧自睡覺，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個皇帝連自己都城的門都打不開，這說明幾乎所有基層辦事人員都知道大明將亡，紛紛為自己找後路了，崇禎除了投降，絕無生路了。

孔尚任寫的《桃花扇》，雖是戲曲，但真實地再現了明亡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提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聽說崇禎駕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頓足對著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曲《勝如花》道盡了孤家寡人崇禎帝殉國的悽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飄蓬斷梗”。

李闖進城後，有大學士範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駙馬自殺。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為他們不降於賊是報朝廷之恩，未必報崇禎個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學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工部侍郎等眾多高階官員。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識》中列了個長長的名單，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還特意點了幾個關鍵的投降者的所為：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內閣首輔）、朱純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禎不開朝陽門讓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內閣首輔）也；從獄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