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當年《白毛女》中演黃世仁的演員那樣，差點被觀眾一頓臭扁。

魏忠賢剛剛倒臺，就有那麼多鮮活、生動的小說、紀實、戲曲出現，一方面當然反映民心向背，大家痛恨魏忠賢等閹黨，這類題材才吸引眼球；但另一方面可看出明代商品經濟是很發達的，尤其是文化市場十分活躍。

報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監（1）

大明從洪武帝建國之初，就三令五申要求後代子孫防止太監之禍，可明朝太監專權甚於任何一個朝代，大明成了一個“太監帝國”。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是崇禎，那麼最後一個太監則是王承恩。王承恩的權力，不如他的前輩王振、劉瑾、魏忠賢，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完全是在崇禎成為孤家寡人，沒有一個大臣來勤王時，他陪伴皇帝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皇帝死後，他也自殺了。

大宋末年讓士大夫代表陸秀夫完成的事情，到大明卻讓一個太監完成了。

這可能是冥冥中歷史的無情之手在左右著，大宋文官地位空前，陪皇帝死的自然是文官；而大明太監地位空前，那麼就讓太監陪皇帝死吧。

前文《崇禎帝身邊的“陸秀夫”呢？》，我分析無文官陪同崇禎上煤山的原因，有人認為我太片面，並舉出一些李闖進城後，大臣全家自殺的例子，以及清入關後，東南一帶多死難之士。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李闖進城，大臣自殺大多數不是為了殉國，事實上李闖圍城時，他們有的是機會去保衛皇上，崇禎敲響召集百官的大鐘，無人響應便是很好的說明。李闖進城前一些人自殺是害怕被流寇侮辱，個人的名節比皇帝的生死重要得多。李闖進城後，大肆勒索留城觀望的大臣和太監，使舊政府那些本來對新政權抱有希望的高層人士失望，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便是一例。至於東南沿海的縉紳士大夫打著大明的旗幟，反抗清的入侵，更多的是保衛一種文化，保衛他們心目中華夏對狄夷的心理優勢。試想如果清不入關，李闖如劉邦、朱元璋那樣，能通達順變，大順軍南下江浙一帶，還會碰到對清那樣激烈的抵抗嗎？

大明王室和歷代王朝一樣，他們統治天下必須依靠穩定的科舉制度培育出來的文官集團，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牧民之事，哪怕皇帝再能幹也不能都自個兒完成，必須假手其他政治精英。可是，大明王室和文官集團之間的關係又是空前緊張。

要利用文官集團，又要防止他們手攬大權，這是明朝開國以後，皇帝碰到的最大矛盾。人畢竟不是計算機，輸入一個指令就能搞定。所以洪武帝要廢掉宰相，使任何文官都不可能成為政府首腦，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由皇帝一個人擔當。他以為這個措施就解決了權臣控制朝政的大難題，可是他忘了他不可能克隆出無數個和他一樣的後代，有殺伐決斷之才，又有勤勉政事的敬業精神。大明的混蛋皇帝比哪朝都多，這些皇帝特點都一樣，不敢信任文官。即使那個被張居正手把手教育成人的萬曆帝，害怕張先生，又拿他沒辦法，張先生死後便狠狠地報復，出了多年憋在心中的鳥氣。

文官集團是一個有著共同職業規則和行為規範的利益集團，大體說來，他們都是前赴後繼地要用“堯舜”這類標準作繩子，捆住皇帝，皇帝也是人，當然不肯就範。於是就出了很多招數，有嘉靖帝為了給生父母爭取政治地位的“大禮儀”事件，嘉靖帝是軟硬兼施；也有正德帝這個混小子乾脆破罐子破摔，任你文臣如何說，我玩我的；也有萬曆帝那樣消極抵抗，整年隱居深宮不見大臣，眼不見心不煩吧。

要防止像唐代那樣，武將擁兵自重，宋代皇帝便揚文抑武，讓文官來治軍。可文官治軍久了，難道就不會擁兵自重嗎？問題又出來了，明代的皇帝也擔心這個問題。那麼來抑制文官集團的，能仰仗的只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太監，以及假手太監管理的特務。

所以，洪武帝在設計制度時，就留下了不可能較好解決的矛盾，既要防文官又要防太監，怎麼可能呢？兩大集團總得依靠一頭，大多數明朝皇帝，當然覺得服侍自己起居，深諳自己喜好的太監，比那些動不動就引用孔孟之說的文臣們可愛得多。——而且他們至少沒有後代，專權、干政也就是自己威風，很難想到為子孫考慮而起篡位的念頭。因此太監專權是大明政治制度執行邏輯下的必然。

報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監（2）

咱們再說說崇禎皇帝，他比起自己的父兄來說，算一個兢兢業業的皇帝了，他總覺得自己不是個亡國之君，為什麼總碰上亡國之事呢？流寇蜂起，士林道德淪喪，東北胡人侵擾。他這是在替祖宗還債呀，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