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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後，張中行還與母親見過面。但與母親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職員，一個月只幾十塊錢，母親算是老幹部，要比他多兩三倍。但他政治上還算平安無事，這樣默默無聞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隨著《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京劇、評劇、話劇、評彈、歌劇、小人書……書中的人物也都膾炙人口，家喻戶曉。

張中行這個母親的前夫，日子開始不好過，人們對他冷眼相看。認為他就是小說中的餘永澤，自私、落後，庸俗的典型。無形中，他被母親的這本書弄得灰頭土臉，在單位裡抬不起頭。

其實，真實的他，要比書中的餘永澤好得多。他有著中國文人的正直，從不幹告密打小報告之類的事；也從不亂揭發別人，踩著別人往上爬。儘管楊沫在書中塑造的以他為原型的餘永澤虛構了一些他所沒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讓他背上了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他對楊沫的評價始終是肯定的，正面的，從沒有什麼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對楊沫很有意見。

有人讓他寫文章，給自己辯解一下。張中行說，人家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歷史回憶錄，何必當真呢？就是把餘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那也是小說，我也不會出面解釋。

就這一點來說，真比當今某些人動不動就對號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氣度，有風範。

4。兩人分手（2）

他雖然學識淵博，業務能力很強，卻長期不受重用，運動一來，率先受審查。文革中他被髮配到安徽鳳陽勞動改造。其間，被批鬥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裡，沒有撈上來，說他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一次是因為晚上看彗星，被認為是想變天；一次是因書寫唐詩宋詞，而不鑽研紅寶書……後被遣返回原籍，一貧如洗，飽嘗了世間炎涼。直到80年代，還默默無聞。

他的處境，不能說與母親的《青春之歌》沒有一點關係。

然而張中行卻始終沒指責過母親一句。每對人提到母親時，他總說：那時候，楊沫比我進步，比我革命。

晚年，張中行私下曾向某編輯表示：餘永澤把我的缺點擴大了。我雖然不接近共產黨，但我對國民黨也不滿，也批評，也不參加它的什麼活動。所以解放後，在鎮反、肅反中我並沒有給抓起來，否則，我可能就捱整很慘了。

所言極是。

。　想看書來

5。共產黨員是好人（1）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請大姐來玩兒。母親就來到了白楊的住所，宣武門頭髮衚衕的通順公寓，見到了一批進步青年。如後來的新四軍文藝幹部許晴；後來的《解放軍文藝》總編輯，老共產黨員宋之的；後來的雲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陸萬美；還有後來的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黨員邸力等等。

母親楊沫很早就接觸過一個共產黨員，他叫方伯務，後與李大釗同時就義。

母親說，她十多歲時，有一陣子，一個蓄著長頭髮，高高個子，長臉盤的大學生常到家裡做客。因為都是湖南老鄉，她父母親對這個似乎是搞藝術的年輕人挺熱情，稱他為方先生。來了以後，母親楊沫喜歡躲在角落裡聽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種各樣新奇的事，母親聽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談，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親聊。這個人和藹可親，氣度不凡，經常給母親講一些歷史故事。他尊重小楊沫，見面總要客客氣氣跟她打招呼，注意傾聽她的說話，回答她的問題，所以母親見了他感到非常親切。

記得1927年4月的一個晚上，方先生又來了。那時，母親的家中已經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親才13歲，聽方先生和她父母說了一陣話後，就睡著了。等她睡醒一覺後，聽見外面還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談話聲。母親感到奇怪，這麼晚了，方先生怎麼還不走呢？　往常方先生從來沒呆過這麼晚。母親看見白布幔上，有一個巨大的黑影來回踱著步。剛開始還嚇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這是方先生。燈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帳上。接著，母親又睡著了，不知道方先生什麼時候走的。

沒過兩天，母親忽然看見《順天時報》上有一條驚人的訊息：李大釗等20名共產黨員被逮捕了，20個人中有方伯務的名字。

母親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個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務總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裡躲一躲。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