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哪怕連這樣狂熱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勁頭都沒有。

我在劉亞光的問題上跟母親缺少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半句多，只好敬而遠之。作為兒子，母親不在了，不應該多說她的不是。但在母親一生中，這是個很大的事，她曾把這件事寫成報告文學，出成書，大加宣揚，想回避也迴避不了。

記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張志新的事蹟，我讀後萬分激動，6月份五屆人大常委八次會議在京召開。我估計母親要參加這次會議，就在6月8日主動給很久沒有來往的母親寫了封信，請她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一條議案：為避免今後再有張志新被殺，請人大頒佈法律明文宣佈：不許虐待###……

但母親根本沒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劉亞光遠比張志新要重要。她見人就說劉亞光是中年科技人員的表率，他怎麼受壓制，怎麼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話說，幾乎變成了嘮叨的祥林嫂，翻來覆去就是劉亞光。

我自然對她有意見。這場官司也是我們母子倆談不到一塊的眾多原因之一。

作家應該干預生活，但不應該干預具體的科學成果或某個學術論點。母親卻干預太深了，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為母親這麼幹害羞，難道她不怕科學家笑話麼？自己是個科盲卻闖到科學界裡大鬧，太不自量力了，多丟人現眼！可是她自從當上人大常委後，自我感覺良好，過分自信，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

劉亞光絕非等閒之輩。從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國科學院直至中央負責同志為安排他的工作，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