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任重同志批示給《人民日報》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與您面談彙報一次。

劉亞光以母親的口氣給王任重寫信，自己吹噓自己，這是老實人的行為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騙子，也未嘗不可。

母親完全變成了劉亞光的一杆槍。劉亞光給她提供子彈，她開火，劉亞光給她出主意，她跟人鬥。劉亞光給她寫文章，她署名。劉亞光把她完全控制住了。

。　想看書來

19。幫一個科研人員打官司（4）

據母親1980年4月20日日記記載，劉亞光告訴她，馬春氣功專家檢查他有肝癌，用手摸著他肝區特別涼。

母親寬慰道，不會是真的，你應去醫院檢查。

劉亞光說，是癌檢查出來也沒有用。這個樣子也許還可以工作一兩年……科學家都願意死在實驗室裡，而不願意死在病床上。

母親勸他，你這樣一個人生活，工作累，營養差，應當成個家，有人照顧。他又瞪大眼睛說：我能夠害別人嗎？結婚一二年叫人家當寡婦嗎？

第二天，他照樣上實驗室，照樣忙著各種各樣的工作。

母親大受感動，特地寫在日記裡。

劉亞光自稱得癌症是胡說八道，卻把母親唬得一愣一愣。他與那個秘書一樣特別會示弱、示苦、示病，能讓母親把他劉亞光當成了陳景潤第二，不惜一切為他吶喊。母親滿懷正義的激情，全力以赴，動用自己的關係幫他在美國醫學雜誌上發文章；利用自己的影響，為他聯絡出版社出書；還為他建立分子研究所找衛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報》登載了微生物所的批駁文章後，劉亞光如坐針氈，立刻給母親出主意，唆使母親找關係在《人民日報》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張稿紙上寫了5條登《人民日報》的必要性。母親按照劉的思路，再次給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馮文彬寫信。

文彬同志：

您好！　我又不得不寫信來麻煩您了。

自從我寫了一篇有關科研工作者劉亞光的報告文學後，觸怒了科學院微生物所，他們在全國各處散發材料，甚至在《人民日報》及《科學報》上，接連不斷地誣劉亞光為騙子，剽竊，弄虛作假，有政治問題，否認曾扣發他的工資等，並在人民日報公開攻擊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聲望，干預科學界內部事務等。微生物所這種拒絕批評，打擊報復的行為，給劉亞光的科研工作帶來極大困難。為此，去年8月，我曾給小平、耀邦同志寫信反映，中央領導同志很快指示中辦調查此事真相。信訪局幾位同志幾個月來費了很大力量，十分認真，負責地核實事實真相，我們發自內心地感激黨中央及在您領導下的信訪局同志們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訪局的同志們告訴我，有關這個事件的調查材料已基本出來了。

我十分高興。事實上，我也從各有關方面瞭解到，劉亞光同志決不是騙子，也沒有剽竊，弄虛作假的行為。這個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領導人的不正之風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見到中辦的正式調查材料，我內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經調查四五個月了，國內外不少人士都在關注這個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學與科學有關的事件），《人民日報》在編者按中也明確表示，“不久經過調查後，將披露事實真相”。尤其被誣衊的劉亞光，被公開戴上了騙子、剽竊、弄虛作假的帽子，無法回浙江原單位工作，使他從事的一項極有意義的分子生物學與中醫相結合的工作完全中斷了。

我寫報告文學本意是想為四化盡點力，為科研工作者的受壓吶喊幾聲，不意在當前某些不正之風的泛濫下，反而給劉亞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極大的困難，為此，我感到異常的痛苦、焦灼與不安。我的創作任務也是繁重的，但因捲入了這個事件，滯留北京，不能專心寫作。這對於一個年老多病，而又想為人民寫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麼沉重的精神負擔！萬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寫此信給您，請您儘快將信訪局的調查結果轉知有關單位——尤其是《人民日報》……當事實真相已查清後，如果《人民日報》仍不能及時披露，使這個事件遲遲沒有下文，這對黨的形象，這對黨報的形象，以及對廣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響都是不利的。劉亞光被誣衊，一些謊言也只有在《人民日報》見報後，才能在全國（也包括國外）肅清其流毒，給他恢復名譽（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譽），以利四化。

為了安定團結，為了對事不對人，我要求把中辦的調查結果用適當方式，擇要在《人民日報》上披露一下，如說明，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