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得母親有點尷尬，在文聯傳為笑談。可大家都感到了母親的善良，對同事有愛心。

然而她對家裡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臨死前一段，常常也沒有襪子穿，大冬天光著腳板穿雙棉鞋，她卻沒說給小胖幾雙襪子。

在小胖的問題上，最能看出母親的兒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頒佈後，公安局因證據不足只好釋放了殺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認罪。有個公安局的朋友把這訊息透露給母親，讓她趕緊活動，否則那傢伙就放出來了。母親卻平靜地說：隨它去吧，小胖已經死了，再關再判，也解決不了問題。何況那個人還有三個孩子。算了。

朋友很驚異，說母親太善良了，連兇手的孩子都那麼關心。

——然而這對小胖善良嗎？難道小胖的命就這麼不值錢，殺了就殺了，兇手可以逍遙法外，照舊唱歌嗎？如果說，小胖死時，江青尚在臺上，你害怕，還情有可原，但這個嫌疑犯釋放時，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親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響，完全可以為小胖的事，找有關部門領導交涉，再給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給市公安局的張烈寫過一封信，就再也沒管，眼睜睜看著那個殺人嫌犯給釋放。以後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腦後。當哥哥問起這事時，她讓哥哥寫信催，自己卻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對林斤瀾說過：這個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個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網開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幹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瀾感到母親非常的大氣。但作為孩子，我卻覺得她缺少母親的責任感，心目中留給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無辜被殺，這可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母親堅信小胖是那個唱歌的殺的，看電視時，一看見有他，馬上換臺，卻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她醉心於幫助劉亞光打官司，她有時間為劉亞光，給這個中央領導，那個中央領導寫信，卻沒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從沒有為小胖的事給中央領導寫信。

相比之下，一個農村婦女若遇見這種事，肯定會為孩子不顧一切地奔走呼號，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幹，也要上訪申冤，不能讓兇手逍遙法外。可小胖出事後，母親難受是難受，卻沒有為小胖的案子花什麼大氣力。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還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親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記中說：

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長夫人說：1975年小胖出事後不久，曾在柳蔭街碰見了楊沫同志。當楊沫同志說到自己的女兒出事時，口氣一點也不悲傷，似乎還興致勃勃的，滿面紅光，讓這位部長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實，母親當然難過。小胖是她親手帶大的，她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錢最多。但她是情緒型的人，感情衝動得快，消失得也快。過了那一陣後，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為保護母親使盡了力氣，可小胖被害後，母親卻是這等表現，令孩子們悽然……她總以寫那個很糟糕的《東方欲曉》為藉口，逃避做母親的義務，逃避為小胖之死伸張正義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她絕對是個有欠缺的母親！

她後來讓家人把小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出來，放在家中，說將來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許多年後，不知什麼原因，又吩咐秘書把小胖的骨灰給處理了。秘書去外面轉了一圈後，說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從此，小胖的骨灰蕩然無存。

母親長年在外寫書，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個人扔在小紅樓那空洞洞的家中。這個孩子從十來歲就感受著說不出來的孤獨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親才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小胖，可能她有負疚之情吧。

多年來，我常常思忖，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母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要表現得更極端。那時兒女情長被認為是覺悟低，受到輿論的批判和嘲諷。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結果就有母親這樣的革命者，認為應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