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融洽，我決不會打砸搶他們。

我這個極端行為當然是錯誤的、幼稚的，更加劇了父母與我的矛盾。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著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父親根本不指望。無奈中，我只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而我身邊的一些知青母親，別說孩子受了這麼大冤屈，就是什麼事沒有，還能不顧路途遙遠，千里迢迢趕到內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羨慕，並渴望有這樣的母親。我常想，對孩子來說，要母親就要有母愛的母親。不管孩子，再有名氣，再有錢的母親也別要。

——小胖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流著淚懇求母親去唐山幫她一把，替她向領導求求情。母親卻沒有理。只讓大姐去了一下，沒解決問題，後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復了正常。

母親年輕時，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讓她媽非常氣憤，曾與她斷絕關係，停止供給生活費，這對她的傷害是終生的。她也變冰冷，不重親情，與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與自己的孩子也動不動就斷絕關係。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塊錢放在罐子裡，埋在地下。等他們處境好些後，讓哥哥去把罐子挖出來，卻發現錢不翼而飛。父母馬上懷疑是哥哥把錢貪汙了。哥哥沒有偷，當然不承認。為此產生矛盾，越積越深。一次，哥哥與母親談到這個問題時，爭執起來，母親大罵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麼迸出一句：“楊沫同志，你別這樣冤枉好人！”　母親哪能允許孩子當面頂撞她，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但哥哥還沒成家，沒有去處，只能住在家裡。從此，父母與哥哥一句話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哥哥後來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養病期間，舉目無親，用左手給父母寫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說明丟錢情況，並檢討了自己跟父母爭吵不對，說中國和美國都還談判了呢，他們為什麼跟自己的親生孩子一點不來往？信寫得很長，但父母還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後，還是經過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點，母親這才與哥哥恢復來往。

對我也如此，數次斷絕來往，讓我嚐盡了冷漠的滋味。

我從內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瀾正好在家裡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見面的情景。他說，父母對我的態度及其平淡，只微微點點頭，繼續坐著，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從談話中得知，我在內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勞改了好幾年後，首次被允許回來，就更讓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門遛彎兒回來，父母毫無特別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親也甚少過問。她認識那麼多人，從沒說幫孩子介紹一個朋友。與別的母親相比，她對孩子的終生大事，缺少興趣。據我所知，家裡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我結婚時很窮，向她要錢，她說，哪個孩子結婚，我都沒給過錢，為什麼就對你特殊？嫌我庸俗。經過反覆跟她說，才給了我200元（100元買床，100元代她請客吃飯），這算相當不錯了。我兒子生下後，她也從沒給小孫子買一件東西。哥哥就更慘了，因受父母株連，而立之年找不著物件，母親也不管。哥哥結婚時經濟很困難，她僅僅請吃了一頓飯，一分錢沒給，一件禮物沒送。

21。兒女情很淡（4）

你說她不懂這些人情常理嗎？她身在珠海，卻能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還能邀請他們小兩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還曾送給朱述新的愛人（我育才小學的同學）一件高階水貂皮大衣。可作為她自己的孩子們卻從來享受不到這種待遇。即使對她比較喜歡的兩個女孩小胖、徐然，也沒有送過這麼貴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個收音機，還得付給她錢。

母親有個女同事韓靄麗，1963年左右調到市文聯工作。母親見她總不穿襪子，以為她生活困難。一次開完會後，母親悄悄把她拉到沒人地方，塞給她幾雙襪子說：我給你帶來幾雙襪子。

不料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謝絕；自己從小就不穿襪子，連冬天也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