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特別殘酷，通八路是要殺頭的。當時在炕沿下有一地道口，情況緊急時，就鑽入地道；情況不緊急時，就讓老馬換上農民衣服，背上糞筐，由我爹給護送到安全地點。每次你父親來，我爹都要親自送老遠老遠。

判決書說他打人，完全是編的。人家哥兒五個，年輕力壯，我爹單身一人，能打他們嗎？我爹是捱打的。其實，都是村幹部背後指使的。他如果不打我爹，就不給土地證。

唉，文革中可受罪大了……沒少捱打、遊街，非讓我承認是地主，不承認就打。揪頭髮，拳打腳踢。最後實在受不了，要跳井，讓孩子給拉住。我還喝過煤油和洋火盒上的皮兒（磷），幾次尋死……

說到這兒，81歲的王以雲嗚嗚地哭了。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漢秋也算是其中之一。在殘酷的抗日戰爭中，十分割槽有一些幹部經不住考驗，成為可恥叛徒。如白溝區委書記郭剛、板家窩區委書記鄭秀田、毛公寺區委書記張國昌、永清縣縣長賈樹元等等都先後投敵叛變，瘋狂追捕自己的同志。而他王漢秋，一個小地主，卻比這些“共產黨員”還可靠，還有操守，還頂天立地，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背叛共產黨，投靠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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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為雄縣農民王漢秋鳴冤（5）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這位上了眾多革命回憶錄裡面的“反動地主”，依舊繼續蒙受著已延續了40多年的恥辱。他為抗日貢獻了自己的幾乎所有土地和一個手指頭，最後卻揹著“反攻倒算”的罪名，慘死監獄。

儘管給他判刑時，全縣四處張貼大布告，可現在平了反，僅僅在村裡的高音喇叭廣播了幾次；儘管經濟上一點沒有賠償；儘管判決書裡還說他有反攻倒算行為——1947年土改時，他僅剩下6畝地，根本不算地主，怎麼還能說他有反攻倒算行為？

但對一個普通農民來說，花了9年多時間打官司，最終有這個結局已經非常難得了。他王漢秋總算被承認是熱愛祖國的。那手指頭總算沒有白剁。

長眠在地下的王漢秋，可以安息了。

母親那顆忐忑不安的心，也終於可以放下。

這一天距離母親去世還有一年零4天。

。。

27。去世前後（1）

母親似乎已看破紅塵，對世間的汙濁、虛偽、兇殘感到厭煩。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記中說：

今天午後，病房裡突然緊張起來，大夫、護士往來穿梭，原來在搶救和我只隔一間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後5時才安靜了下來……那屋裡的一張寫字檯被挪到走廊裡……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會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誰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靜，靜靜的等待那天到來。屆時，我的靈魂脫離了軀體，飛向浩茫的天宇。當我回首下望時，灰濛濛，霧茫茫，好汙髒的人寰！熙熙攘攘，為名來，為利往，一片血腥……

現在，她不像過去那樣，一提死就恐慌和緊張。她心平氣和，靜靜地等待著自己的終結。

1994年春，母親的肝右葉發現了一小塊可疑物。專家囑每兩月檢查一次，監視其變化。這時母親的思想有所變化，出於對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遺囑：

（給家中人的）

日於香山

遺 囑

我手中現在還有約26萬人民幣（美元2萬8千，另有稿費約3萬元人民幣）。我如死，這些錢要這樣分配：

一、贈現代文學館拾萬元。

二、分李蘊昌陸萬元。

三、餘拾萬元，每個後代分貳萬伍千元。

我如繼續活下去，每年各種開支，需從貳拾六萬元中用去約貳萬元左右，以次類推，給各方面的錢適當遞減。

楊沫

日手書

20天后，又特地寫了一個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捐獻的遺囑。

遺 囑

我把我的拾萬元人民幣積蓄，贈給現代文學館；並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權及稿酬，也全部贈給現代文學館。

（我現年八十歲，也許還要活幾年，那麼生活中會用去一些，也可能適當減少對現代文學館的贈予）

楊沫

為表慎重，母親把此遺囑的影印件交給了原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宋泛，請他監督執行。

1995年6月，寫完胡開明的文章後，母親感到身體越發不舒服，到同仁醫院檢查多日。7月經核磁共振，診斷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