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步步捲進去的。等她拚命想把自己和孩子脫出來，已經來不及了。偷襲珍珠港的事把她拖住了。”

“那麼她孩子的父親，這個異教徒青年海軍軍官如今在什麼地方呢？”

“在太平洋一艘潛水艇裡。”

“怪極了！我真替她難受，可她的眼力一定很糟糕。你怎麼知道她在錫耶納？”

“我在負責被扣留的僑民的交換工作。義大利把我們一方的記者就扣留在那裡。她跟傑斯特羅博士都上了名冊。”

“她可知道你在爭取釋放她？”

“但願她知道就好了。瑞士駐羅馬公使館替我們轉信，我寫過信給她。”

“你決心要弄她出來嗎？”

“我不知道有什麼理由不這樣做。她叔叔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她一向做他手下的研究員。我們國內也扣住不少義大利記者。這事得花時間，可是不至於有太多的麻煩。”

“真是十分迷人。”塞爾瑪。阿謝爾伸出手來。“你一定要寫信告訴她你在伯爾尼碰見一個長得象她的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謝謝，我自己有車。”

，“可是我很想再見到你。”

“哦，不成，不成。”她心裡一樂，眼睛睜得圓溜溜的，叫人啼笑皆非。“我只會惹得你傷心，教你想起你失去的心上人。”

象圓舞曲一樣輕鬆愉快，屁股一扭，她就走出書房。

“那你認為蘇聯決心堅持到底嗎？”阿謝爾博士問，他身材胖墩墩的，一頭濃密的花白頭髮，很大的鷹鉤鼻。他坐在桌子首席，一張疲憊得要命的臉耷拉在胸前。

斯魯特聽到這個直截了當的問題，不由又感到惶恐不安，一則想不到這回人家竟會請他吃飯，二則眼看阿謝爾家這副闊綽的排場，他就已經感到惶恐不安了。他們的餐具一色都是笨重的金邊瓷器。方格板壁上掛著兩幅馬奈的畫，在小天窗透進來的道道光線下發亮。爾瑪隔著桌子對斯魯特一笑。“爸爸，你別想從一個外交家嘴裡掏出一句乾脆的話來。”

她的座位一邊是個教士打扮的紅臉神父，他正暢懷大吃大喝，一邊是個皮包骨的瘦高個兒英國老頭，鼻子上長著個難看的疣子，上菜時他只要素的，可又幾乎碰也不碰，就擱在那裡了。賓主共有十人，除了塞爾瑪之外，斯魯特一個也不認識。塞爾瑪的哥哥是個頭髮早禿的小個子，他和他父親都戴著室內戴的黑便帽。萊斯里。斯魯特走了這麼多地方，可從沒跟戴著便帽的猶太人同桌吃過飯，塞爾瑪的母親碰了碰斯魯特的手。她的纖指上戴著兩隻大鑽戒，閃耀著紅光和青光。“可你是剛從莫斯科來的。務必請你給我們講講你的印象吧。”

“說起來，我十一月份離開的時候情況最糟糕。此後多少有些起色。”

斯魯特說得順口，就不知不覺地獨個兒說開了。他談到了冬季大反攻的情況：《真理報》上隨著報捷的大標題剛剛刊出將領的照片，膽小的官員就源源不斷從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來，糧食供應有所改善，空襲次數日益減少，一隊隊沒刮鬍子的、形容枯槁的德國人在紅軍手提機槍的押送下，在高爾基大街的雪地裡行進，一邊還用破破爛爛的袖口擦著鼻涕。“俄國人管這些傢伙叫‘冬天裡的德國佬’”，斯魯特說，聽的人都鬨堂大笑，臉露喜色。“不過目前是一月中旬。德國人雖然稍微失利，希特勒卻依然盤踞著俄國西部。大反攻看起來將近尾聲了，大家應當儘量樂觀才好。只是俄國人的幹勁、愛國精神和人多勢眾倒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謝爾博士萎靡不振地點點頭。“對，對，不過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業，蘇聯怎能繼續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們打敗仗那時節，他們把工廠都搬到烏拉爾山脈後邊去了。這真是項超人的工作。”

“斯魯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廠可不必搬動啊。這些工廠都是世界上裝置最好的，一直都在穩步生產出大量武器。只等來年春天解凍，泥濘乾燥了，他就會發動一次大規模新攻勢。你說那些內遷的工廠能給俄國人生產足夠的武器嗎？”

“俄國人還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資。”

“不夠，”英國老頭喝道。“他們不夠，英國也不夠。”

阿謝爾悲哀地說：“我擔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還是和外界隔絕的話，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單獨媾和的可能性啊。”

英國老頭說：“正如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幹的那樣。**人一轉眼立刻就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