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古代史，最早卻以新文學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之前，他曾就讀於輔仁大學，恰逢周作人來校講新文學。周作人自稱“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誰知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

結果這本筆記當年就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名出版了。周作人將稿費送給鄧廣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部線裝二十四史。老友張中行後來感嘆，周作人講課北調攙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專業知識，頗不易記，鄧廣銘卻像是輕而易舉，不止記了，且接著就印成書，“一個初進大學之門的學生，才竟如此之高，學竟如此之富，簡直不可理解”。

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復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卻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故“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

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才學。鄧廣銘無疑就屬於這不多的“幾人”之列，史學大家週一良甚至認為他堪稱“20世紀海內外宋史第一人”。

鄧廣銘窮畢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讀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又萌發了寫中華民族英雄人物傳的念頭，於是以史筆為王安石、岳飛、辛棄疾、陳亮等立傳，為他們鉤沉、辯誣，對他們作出公允的評價。他寫王安石，寫的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寫陳亮，是寫“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特立獨行氣概；寫岳飛，寫的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