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齡上人數最為密集，年齡的下限大概是１５歲。單就此而論，把他們稱為“技術牛仔”是相當準確的。他們像當年美國西部的牛仔一樣在電腦領域裡闖蕩，戰鬥。冒險、戰鬥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的生活內容，但“牛仔”並不同於以戰作戰為職業的“士兵”。他們之間最根本的差異是他們遵循的倫理準則的差異。

士兵所遵循的最高準則是服從，他需要別人來告訴他怎樣行動，他的生活都是由別人安排好的——有軍需官來為他提供給養，有司令官來為他下達命令。總之，他遵循的是“依靠他人”的倫理。而牛仔既是自己的“司令官”和“軍需官”，又是自己的“士兵”，他的倫理是徹底的“自我依靠”倫理。這兩種不同的倫理決定了牛仔是自己的主人，而士兵是別人手中的工具，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力量無法發揮出來，他只是服兵役而已。

在《自我依靠》中，愛默生這樣說道：“我們以為戰爭的藝術得以進步靠的是科學的發展，然而拿破倫征服歐洲時靠的是軍隊的風餐露宿，這裡只有對地地道道的勇敢的依賴和對任何外來藉助的摒棄。拉？卡塞這樣寫道：拿破倫堅持認為，‘如果不廢除我們的武器、軍械庫、軍需官和軍需車，直到我們的軍隊學著羅馬軍隊的樣子，讓士兵們自己去尋找穀物，再用手磨穀物磨成粉，為自己烤出面包來’，我們就不能建立一個驍勇善戰的軍隊。”

當牛仔闖入一個地界的時候，他沒有同伴，沒有嚮導，沒有地圖，也沒有通訊工具，在殺機四伏的地界上，只能靠自己的判斷力和對於險情的敏感和反應能力。他是一個孤立無助的探險者，恰似我們科學幻想小說中常常見到的隻身在“地心”，在“海底”，在“月球”上從事科學控險的勇士。勃蘭德在談到駭客和嘻皮士的關係時，談到了科幻小說，並且認為“我們的自我依靠倫理（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部分地來自科幻小說。”他說：我們讀羅伯特？海因雷的史詩《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和他的自由主義的長篇小說《月球是一個粗野的情婦》。嘻皮士和怪客作為同一類人出現在海因雷的小說中，他們顯示出對於中心化權威的極端蔑視。就當今的情況來看，電腦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幾乎普遍是科幻小說迷。自從５０年代以來，出於我們不能理解的原因，科幻小說從整體面貌上來看幾乎普遍是自由主義的。由於勃蘭德未能對嘻皮士、駭客的文化氣質作深入的考察，他簡單地把科幻小說看作是嘻皮士和電腦駭客的價值源頭之一：這就好比因為一個人另一個人長相相似就斷定他們是父子關係，而實際上他們是兄弟關係。無論是科幻小說中的主人公還是麥爾維爾（《白鯨》的作者）、傑克？倫敦、海明威等人小說中的主人公，他們與嘻皮士和駭客有著共同的文化血緣，他們都是美國精神的體現者，至於他們是捕鯨人、拳擊手、還是電腦駭客，只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不同。他們在本質上是同一類人。科幻小說、嘻皮士文化和駭客現象之間不存在派生關係，儘管他們在時間上先後之別，如同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不可能相同一樣。

“把一切都歸功於嘻皮士”這一主張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儘管勃蘭德在很多區域性問題上表現出獨到的見解，但在解釋電腦革命的整個過程時他不就不能自圓其說了。他自己注意到：“當然並非電腦國度裡的每個人都認同６０年代的反文化根基。你很難把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辦人尼葛洛龐蒂，把微軟的總裁比爾？蓋茨稱為‘嘻皮士’。”

其實，無論是比爾？蓋茨，還是尼葛洛龐蒂，他們都以反權威、反成規的自我依靠倫理作為自己技術活動的行為規則。他們的技術成果是由他們的“創造性破壞”（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行為方式決定的，換言之，他們的成果本身就是對既有的技術形態和水準的“創造性破壞”。他們與嘻皮士出身的電腦革命者的不同只是他們反權威、反成規的方式相對溫和一些。但在科班出身的人看來，他們的技術探索都是“野路子”，所不同的是“野”的方式和程度。

代替“我們把一切者應歸功於嘻皮士”說法應該是：我們把一切都歸功於七月四日。在那一天，與美國一起誕生的，是一種個人的獨立性或個人的自我依靠的倫理。沒有“自我依靠”精神，就不可能有個人電腦。

當尼葛洛龐蒂在１９８５年創辦ＭＩＴ媒體實驗實時，在正統電腦科學界看來，他糾集的是一群烏合之眾，一群不懂得這個學科的基本規矩的外行。在這些人當中，除了少數計算機專家（也是在正統電腦科學界受排擠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