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克羅姆韋爾大聲說，“馬克思醫生怎麼辦呢？”

“他坐下一輛車來。”克倫斯基說。“他得去打個電話。”

“嗨！”他又朝我喊，“你太太怎麼辦？”

“她沒事。”我說，揮手道別。

回到家以後，我發現了克羅姆韋爾的手提箱，還有從他兜裡掉出來的一些零錢。

我開啟手提箱，看見一疊紙和幾份電報。最近的一份電報是財政部發來的，催克羅姆韋爾一定要在午夜打個電話給某人，十萬火急。我一邊看著那些法律檔案，一邊吃了一個三明治，喝了杯酒。我決定替他往華盛頓打個電話。我費了好大勁才把那個人叫起來。他睡意朦朧地說著話，顯然是生氣了。我解釋說克羅姆韋爾出了點兒意外，明天早晨再給他打電話。“可你是誰？……這是怎麼回事？”他不停地重複著。“他早晨再給你打電話。”我又說了一遍，沒理他那不停的詢問。然後我就掛了電話，撒腿就跑。我知道他會打回來，我怕他叫警察抓我。我繞了好長一段路才到了電報局，在那兒我給克羅姆韋爾往康姆德斯飯店發了個電報，我希望克倫斯基已經把他送到了。離開電報局的時候，我意識到克羅姆韋爾可能明天下午才能收到電報。我去了一家咖啡館，往康姆德斯飯店打了個電話，督促值夜班的服務員一定要記得叫醒克羅姆韋爾，如果電報能及時到的話。“不行就潑他一瓢涼水。”我說，“可是一定要記住讓他讀電報。這是有關生死的大事情。”

我回了家。莫娜已經來了，正在收拾那片狼藉。

“你們的晚會一定開得不錯。”她說。

“是的。”我說。

我看見手提箱躺在那兒，也許他往華盛頓打電話的時候要用這個。“瞧，”我說，“我們最好叫輛車，馬上把這個給他送去。這些東西我都看過了。它們可是碰不得，最好別讓人知道這些東西在我們這兒。”

“你去吧。”莫娜說，“我累了。”

我又來到街上，正如克倫斯基剛才說的，坐下一輛車趕過去。到了飯店以後，我得知克羅姆韋爾進房間裡去了。我堅持讓服務員把我帶到他的房間裡，克羅姆韋爾穿著衣服躺在床罩上，四腳朝天，帽子放在一邊。我把手提箱放在他懷裡，躡手躡腳地走了出去，然後，我讓服務員陪我到經理辦公室，向那個人解釋一下情況，讓服務員做證。他看見我把手提箱放在克羅姆韋爾的懷裡了。

“那麼，你叫什麼名字？”經理問道，對這種不太一般的做法有點兒心神不安。

“噢。”我說，“綜合研究所的哈里·馬克思醫生，有什麼事你早晨給我打電話。克羅姆韋爾先生是我的一個朋友，聯邦調查局特工。他有點兒喝多了。我希望你們好好照看他。”

“我當然會的。”夜班經理說，看起來有點兒大驚小怪的，“馬克思醫生，我們隨時可以在辦公室找到您，是嗎？”

“當然，我全天都在。如果我出去的話，你就問我的秘書羅賓諾維奇小姐，她知道我去哪兒了。現在，我得回去休息了。我九點鐘還得去手術室。多謝。晚安！”

旅館的侍者把我引至旋轉門。他顯然對我剛才那篇胡言亂語印象頗深。“要計程車嗎，先生？”他問。“好的。”我回答，把我在地板上撿起來的零錢都給了他。

“非常感謝，醫生先生。”他一邊說著一邊點頭哈腰地把我引向計程車。

我讓司機把車開到泰晤士區。我在那兒下了車，向地鐵站走去。剛到售票處，我發現身上一分錢也沒剩下。坐計程車把我身上最後一點兒錢也花光了。我走上臺階，站在馬路邊，琢磨著從哪兒可以弄到買地鐵票的錢。我在那兒站著的時俟，一個夜間送電報的從我面前過去。我看了他兩次，想看看我是不是認識他。後來，我想起來在格蘭特中心的那家電報局。我肯定有認識人在那兒。我走回格蘭特中心，一眼就認出，在桌子旁邊，千真萬確，是我的老朋友迪格斯。“迪格斯，借我五分錢好嗎？”我說。“五分錢？”迪格斯說，“嗨，給你一塊錢！”我們聊了一會兒，我就又回地鐵站了。

那天晚上，一開始的時候，克羅姆韋爾說了好幾次“我的朋友倫道夫”。我絲毫也沒對他們是好朋友起過疑心，儘管克羅姆韋爾做卡薩報紙的密友實在是太年輕了。我越想克羅姆韋爾這個人就對他印象越好。我決定再去看看他，下一次就我一個人去。我心中暗暗祈禱他別忘了打那個電話。我不知道他得知我翻過他的手提箱之後會怎麼看我。

沒過幾天，我們就又見面了。這次是在莫斯科韋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