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沒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沒有奢侈的建築物，塑像、浮雕及繪畫是現實主義的表現物，但他們對這些東西卻是門外漢。他們的一切奢侈都僅僅表現在衣冠、金首飾、駕具及馬具上。這些物件，比如鉤子、腰帶牌子、馬具牌子、劍環、馬具環、駕具裝飾品、各種柄子，更不要說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甚至使徽章圖形化。此外，如我們剛才所講過的，北方的遊牧民族，不論他們是伊朗人種的斯基泰人，還是突厥－蒙古人種的匈奴人，都是在馬背上度過他們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追逐野鹿或野驢群，或在一望無際的草地上觀看狼追逐野羊。這是很自然的，由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嗜好奢侈的個性所致。他們在受到亞述－巴比倫的影響後所能夠記在心中的只是對徽章圖形和動物爭鬥圖的考究。最後，安德生還注意到，草原上的這些狩獵者們的動物形象藝術裡很明顯地夾雜著巫術，這與法國古代的馬德林人在骨頭上雕刻圖畫一樣。

希臘－斯基泰的金飾品是希臘藝術家們的創作，只在主題上是斯基泰的，這些藝術家們為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希臘籍移民工作，或者直接為草原上的君主們工作。如果把這些金飾品除外，那麼我們在斯基泰藝術中處處可以發現他們所刻繪的動物都是些用於裝飾的幾何圖形。根據謝福爾德的研究，我們在科斯特羅姆斯卡雅及伊麗沙維托夫斯卡雅發現了公元前5世紀的藝術，在克里米亞半島庫勒－奧巴發現了公元前450～前350年間的藝術，在“彼得大帝寶藏”裡發現了來自西伯利亞西部薩爾馬特時代（公元前1世紀）的藝術，在外貝加爾省的烏丁斯克發現公元元年前後的匈奴藝術。在這些藝術裡可以看到鹿角、馬的鬃毛以至於野貓的爪子，被雕繪成環形和螺旋形，有時會把動物的身高增加一倍。在西伯利亞西部的斯基泰－薩兒馬特藝術及在鄂爾多斯的匈奴人的藝術中也含有同樣意味的作品，馬的上唇反捲成蝸牛形。有時對動物的仿效是如此全面，它們之間的互相穿插和組合非常巧妙，儘管還存著現實主義，但要把這些鹿、馬、熊或虎的頭從裝飾圖中區分出來是很困難的。動物的角和尾巴好像樹葉似的在頂點展開。於是，動物形象藝術的現實主義終於迷失於充滿著裝飾意味的圖案中。

草原上的藝術和與其鄰近的定居者的藝術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藝術與亞述－阿契美尼德藝術、匈奴藝術與中國藝術之間，但從他們刻繪的內容看卻有些相似之處，尤其在描繪獵狩及野獸的爭鬥場面方面。亞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國漢朝時代的動物形象藝術是古典派的，線條明快簡潔。草原藝術則著重於輪廓，層層塗色，與古典派大不相同。亞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國漢朝人一樣，他們所刻繪的動物是行走狀態的，多是在一個簡單清晰的佈景內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嚇。草原上的藝術家們，不論是斯基泰人還是匈奴人都常常將正在互相搏鬥的動物刻畫得如同纏繞在一起的藤蔓。他們刻繪的內容多傾向於動物四肢受到損傷，時常以野貓、熊、鷲或鷹和被它們咬住的馬或鹿的扭曲身體作為刻繪的藝術內容。在這裡沒有任何速度，沒有任何逃避。如我們剛才所講過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驟的互相廝殺，似乎犧牲者常常是要同兇手同歸於盡。相反地，儘管有這種“緩慢”，內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為悲劇的巨大動力，如果是燦爛耀眼的風格擾亂並繁榮了藝術形式的話，那麼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殺為題材的現實主義。

草原藝術不同的組成部分和發展趨勢，極不均衡地分散在從敖德薩到滿洲及黃河之間的廣大區域內。草原的斯基泰藝術曾經發展到伏爾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帶，對喀山附近的阿納尼諾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響。毫無疑問，這種文化是屬於匈奴人種的，因為在那裡的一個藏品豐富的古冢內找到了尖頭斧和普通的青銅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動物刻繪，特別是些有捲曲形走獸的題材，但表現手法相當簡單和貧乏。不過，根據塔爾格倫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動物形象藝術只是部分地被阿納尼諾文化所採用，因為它的基本裝飾還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幾何圖案形的。在西伯利亞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卻不完全是這樣，阿爾泰地區這個重要的冶金業中心，在青銅時代（公元前4～前3世紀）還在繼續出產僅刻有幾何圖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諾雅爾斯爾克的“尖角式”的刻繪。但這一時代也有過一種風格簡單和質樸的動物形銅器，與其他地方出土的風格複雜的銅器不同。波羅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尋找過草原藝術在地圖上及年代學上的起源，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他曾經認為黑海與北直隸灣（今渤海灣）之間的米努辛斯克實際上就是草原幾何形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