鞘，其內嵌以黃金，以為酒杯之用。”《前漢書》證實了匈奴人有同樣的習慣，在下文裡我們就可以看到老上單于便是用月氏王的頭蓋骨飲酒。況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樣，都是好割人頭的。希羅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將他們割下來的頭顱當作戰利品，並將人頭皮系在馬韁上以此為榮。在匈奴人的後代與第6世紀突厥人中，一個戰士的墳墓上積累著與他一生所殺的人數同樣數量的石頭，並把這種作法看得十分神聖。印歐族遊牧人與突厥－蒙古人有同樣的血腥氣味。斯基泰人將敵人的血灑在墳墓裡，並要喝掉被自己殺死的第一個敵人的血。為了表示對訂立盟約的重視，匈奴人在同一個頭蓋骨裡飲血。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樣把臉用刀子劃破，“以便血淚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樣，匈奴人基本上是遊牧者。他們的馬、牛、羊與駱駝群將會決定他們生存的節奏。匈奴人的遷徙和這些家畜的移動，則是為了尋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場。他們只吃肉食，這令多數吃素的漢人感到驚奇。他們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氈帳下紮營。至於他們的宗教薩滿教，是以祭拜天（騰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為活動內容的無明確教義的宗教。他們的最高統帥或單于在“秋高馬肥”的季節召開大會，以統計人畜數量。中國作家們的描述告訴我們，這些野蠻人有掠奪的習慣，他們在令人難以預知的時間出現於農業社會的邊境，搶劫人畜和財富，然後，在尚未遇到還擊之前，便帶上戰利品逃亡。當被追擊的時候，他們採用是將漢人軍隊誘至戈壁或草原曠野的戰術，用飛箭把敵人包圍，在自己不會受到任何威脅的情況下，只等到對方因飢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時，再將其一舉殲滅。由於他們的騎兵機動靈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從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這種戰術一直少有變化。這種戰術在所有擅騎射的民族中，不論是東方的匈奴還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羅多德所陳述的，斯基泰人對付大流士就是採用同樣的策略。大流士及時地意識到這種危險，並且在可能的災難來臨之前就撤退了。中國的將領們卻沒有這樣的智慧，他們通常被匈奴人的詭計誘到戈壁深處而遭到屠殺。

說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語言歸屬問題，有些作者，如白鳥庫吉，認為他們屬於蒙古人。伯希和卻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漢文譯音作出了某些語言學上的復原時，寧可認為他們是突厥族，尤其是他們的頭領。

匈奴人擁有一種特殊的藝術，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帶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屬牌裝飾品，如裝備在鞍轡上的銅鉤子與鈕子，上面有特殊的動物畫像，或者表現在長矛柄頭上，它以牝鹿的形態最具代表性。這種藝術時常被稱作“鄂爾多斯藝術”，這種稱呼來源於蒙古的鄂爾多斯部落。這個部落從16世紀起便佔據了陝西北部河套地區，在那裡發現了特別豐富的古物。我們現所講的這種藝術其實就是草原特殊動物藝術的一個簡單的分支。我們在上文看到草原藝術在俄羅斯南部受到亞述－伊朗與希臘的影響。不論是原始形的還者是現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藝術總是足夠的簡化，在它進入鄂爾多斯後，便和中國美術發生融合，草原藝術對中國美術，中國美術對鄂爾多斯青銅，二者間便相互產生了的影響。有些金屬牌子的上面刻繪有馬的爭鬥圖，馬或鹿與虎、熊、怪獸的搏鬥圖，在有些長矛柄頭上則雕刻有圓形凸起的牡鹿或紅鹿形象，從這裡可以看出鄂爾多斯藝術儘管具有較多的題材和虛構，但與米努辛斯克藝術還是非常相近的。

據考古學家們的最新發現，蒙古及鄂爾多斯的匈奴藝術和斯基泰藝術是同樣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學者阿恩認為，灤平與宣化的鄂爾多斯青銅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上半期，甚至於4世紀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藝術曾經深刻地影響了戰國時代的中國藝術形成，這種藝術至少是從公元前5世紀時繁榮起來的，所以把鄂爾多斯最早的青銅器可以追溯到這個時代。瑞典漢學家卡爾格林把戰國時代中國藝術的出現更遠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藝術中的鄂爾多斯藝術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夠改變周朝中葉時中國的裝飾美術。考古學家們一致認為，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是曾經將周朝中葉的古代青銅裝飾轉變為所謂戰國式藝術的因素之一，這個因素是符合社會演變規律的。

匈奴藝術的主要發現地點分佈在從貝加爾湖至河北、山西、陝西邊境的區域內。在北方，外貝加爾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確定為公元前2～前1世紀；同時還有蒙古高原恰克圖北特羅思柯薩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