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不屬於什麼單位。上海音樂學院跟他們家沒什麼關係。他們的紅衛兵來抄家，沒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婦死了，我才知道。

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當時，考慮到傅雷是社會上很有影響的作家，所以特地請市檢察院的法醫來驗屍。不是重要的案件，市裡的法醫是不來的。

我是在1958年開始當這一地段的戶籍警，1968年7月21日離開。那時候公檢法搞“清隊”，我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我有一個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傢什麼時候被抄家，什麼單位來抄的，負責人是誰，都記下來。還有各單位來抄家時交給我的證明、抄家物資的收條，我都收集起來，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後，這些東西都丟了。

我管那個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氣的。他是高階知識分子，並沒有看不起我這個民警。一開始，我管那個地段，他成了右派。我總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問了他家幾口人之類的。慢慢的，我們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聰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們都很和氣，和我聊天，有什麼說什麼。他那樣悲慘地死去，很可惜的。

應當說，左安民的這些回憶，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他的回憶，糾正了保姆當時在神經過分緊張情況下所造成的錯覺。

又據保姆回憶，1966年9月3日下午四點多，一輛收屍車駛入上海江蘇路，停在一幢貼滿大字報的花園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員的監視下，傅雷夫婦穿著睡衣、光著腳，被抬上了車，說是送往萬國殯儀館。

保姆把傅雷夫婦前幾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錢買了兩雙黑色的軟底鞋，於翌日趕往殯儀館，給傅雷夫婦穿上……

其實，傅雷夫婦的遺體並沒有直接送往萬國殯儀館，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

據上海公安部門告訴我，傅雷因屬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殺身亡後，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屍檢——這事，當時連他的保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