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傅聰有了些瞭解之後，我發覺他和他父親傅雷都有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儘管當時無法發表關於傅聰的報告文學，我還是以他為模特兒寫成一萬五千字的小說《愛國的“叛國者”》，發表在《福建文學》雜誌上。

《傅雷家書》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給上海人民出版社——因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並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願意為此書的出版牽線搭橋。意想不到，這麼一本好書，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當時的領導人“左”的思想相當嚴重，總以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聰是“叛國分子”，出版這麼一本由右派分子寫給“叛國分子”的家書集，不妥……

北京三聯書店總編輯範用得知，馬上“搶”走了書稿。《傅雷家書》由三聯書店出版之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印了一版又一版。這時，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後悔莫及！

由於《傅雷家書》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當時任上海《萌芽》雜誌編輯的作家趙麗宏，約我寫關於傅聰的報告文學。我一口答應下來。

然而，當時傅聰遠在英國倫敦，無法直接採訪。我只得在上海著手採訪。我訪問了傅雷諸多親友。內中特別採訪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為傅雷夫婦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蘇路傅雷故居採訪的時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婦死後，房子已經住進另一家人家。我進去採訪的時候，一提到傅雷，住戶馬上不悅，不讓我進去參觀。我好說歹說，才讓我進去，匆匆看了一下，卻不許我拍照。

後來我才明白，傅雷夫婦當年自殺於屋裡。後來搬進的這家，最初並不知道此事。當他們知道之後，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許別人提及此事。正因為這樣，當我前去採訪、拍照，理所當然，他們不予歡迎。

1983年9月14日，我應中央電視臺之邀，飛往北京，編寫電視系列片《小靈通》。我藉此機會，在北京進行採訪。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對傅聰問題作了明確的批示：

“應該歡迎這種特殊情況下出走者‘歸隊’。”

“要較充分地體現國家對這樣一個藝術家的慈母心腸。”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堅定了我寫好傅聰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門賓館，我寫出了報告文學《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最初是以傅聰第一人稱寫的，我以為這樣讀來有一種親切感。正巧趙麗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後，認為寫得很好，唯一的缺點是以傅聰第一人稱來寫，不妥。我同意趙麗宏的意見。他說，改一下人稱，屬“技術性修改”，可以由他帶回上海改一下，馬上發稿。《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迅速排出清樣，本來已經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雜誌頭條地位。已經箭在弦上。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變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沒有射出去！

原來，形勢陡然發生變化：“清理精神汙染”開始了！

本來，這篇報告文學與“清理精神汙染”無關，但是在《萌芽》主編、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哈華腦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聰那“叛國分子”的影子並未去除。滿頭飛霜的哈華是個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運動把他整怕了。他擔心這篇報告文學會出什麼麻煩。他對我說：“葉永烈，你為什麼不寫點別的，偏偏寫傅雷、傅聰這樣‘麻煩’的人物？”

《傅雷與傅聰》（2）

哈華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應該送審！

趙麗宏得知，堅決反對。他說，這篇報告文學為什麼要送審？根據什麼檔案規定要送審？

我強調胡耀邦對傅聰問題作了批示，哈華說，他沒有看到過！

畢竟主編說話算數。《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清樣被送往有關部門審查。

《萌芽》雜誌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雜誌接連打電話向審查部門請示，都說“沒有時間看”。這分明是在打“太極拳”！

《萌芽》無法，只得臨時抽下《家書抵萬金——傅雷與傅聰》！

趙麗宏非常焦急，因為這篇報告文學是他主動約我寫的，而且他認為寫得很好，沒有任何理由不予發表。在無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樣轉給了江西《百花洲》編輯洪宜賓。

於是，重演了《傅雷家書》被上海退稿、成為北京三聯書店暢銷書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