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國家財政的收入。中央集權的龐大官僚機構，作為王朝支柱的軍隊，偌大的寄生皇族集團，以及在官僚專制局面下必然要引起的各種開支與浪費，都要靠它來維持。因此，統治者在這方面有很高的警惕性，是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哪怕是親疏貴介染指其中的。在他們看來，最信得過的，莫過於宦官。洪武十年（1377），當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徵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時，朱元璋便打破自己定的不準宦官干政的禁令，“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實，立為定額”，這是見於《明史·食貨志》記載的、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預財政的開始。永樂十九年（1421）十一月，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核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二十年（1422）十月，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倉糧出納之數，這是讓宦官干預財政的繼續和進一步擴大。有了這個發財的好機會，宦官們蠢蠢欲動。成化初，中官欲出領屬於工部的、徵收竹木柴等稅的抽分廠，被工科給事中徐恪等疏爭，中官大怒，請即外調徐恪等，甚至欲加以罪［29］，這便是宦官企圖直接管理稅務的濫觴。徐恪等並未能阻住宦官干預稅務的趨勢，正德年間（1506—1521）各地稅務已經普遍由中官管理。

明朝封建專制政權對民間手工業和商業，本來就是繼承了傳統的“重本抑末”方針，以重稅、派買等政策，壓制它們的發展。宦官掌握稅務權後，以種種名色濫加的苛捐雜稅，更是對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變本加厲的摧殘。他們增添稅務機構，擴大徵稅範圍，如正德初，太監夏綬乞於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少監傅琢請履畝核靜海、永清、隆田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稅寧晉小河往來客貨等等，均得到武宗准許。到了萬曆年間（1573—1620），商稅更是“密如魚鱗，慘於搶奪”［30］，具體情況我們下文再述。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2）

明代京師稅務主要是在進城的九個門收稅，這九個門是北京順天府的崇文門、宣武門、朝陽門、東直門、正陽門、阜成門、西直門、安定門、德勝門。九門的稅收，正統時還未專委宦官，正統三年（1438）五月，御史張奏張家灣宣課司崇文門分司每遇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差內官、錦衣衛官抽盤，不無停滯損壞。提出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時，英宗只令各司“勿致停滯”，並明確“不必專委內官”［31］。但事實上各門均有內官監稅，而且徵稅日苛。據《中官考》載，九門的稅收，弘治（1488—1505）初年為鈔665080貫，錢2885130文。正德七年（1512）至嘉靖二年（1523），增至鈔2558920貫，錢3190230文。當然，這還只是見於會計賬目的，從成化十五年（1479）曾下令京城九門監收錢鈔內官及各處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貨物違例抽分”［32］來看，可知除上述稅額外，宦官們還另有需索。嘉靖四年（1525），戶部主事繆宗用監稅，親見“九門守視內官每門增至十餘人，輪收錢鈔，競為削，行旅苦之［33］”。萬曆時這種情況更有所發展，連進京趕考計程車子亦得交納錢鈔。更駭人聽聞的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前任泰興知縣龍鏜被貶，帶病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趙祿等索賂才肯放行。龍鏜宦囊空澀，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內使竟群起痛打他一頓，才放他走。龍鏜才走了幾步，便倒地而亡。這種繁雜苛刻的九門稅收，直至明末未變。士大夫有攜行李出入的，雖有符為驗，但掌管鑰匙的宦官仍然橫加需索，答應稍遲，“則往往搜牢傾篋，暴揚其私”［34］。農民擔菜進城，也要在鬢邊插錢二文，入城門時由經管收納各門課錢的小內使自己摘取。由於習以為常，彼此連話都不用說一句了。對這種情況，時人詩文中多有反映，如查嗣《雜詠》詩有：“九門徵課一門專，馬跡車塵互接連。內使自收花擔稅，朝朝插鬢掠雙錢。”

其他徵稅部門亦莫不如是，蕪湖抽分廠每年所抽竹木，貿易銀不過兩萬餘兩，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監太監黃錦一次便需索二十餘萬兩，皇帝朱厚亦命照準給予。隆慶（1567—1572）以來，發展到“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35］。

（2）　萬曆時的增稅、濫稅及其後果

稅收的機構重疊，名目繁多，在萬曆時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由於皇宮大興土木，皇室生活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而日更奢侈，軍費的大量增加，國家歲入不足以供支出的狀況日更嚴重，於是明神宗致力於搜刮銀兩，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增稅、濫稅。

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