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件）是非常賣氣力的。但是日本律師在法庭公開庭上的表演並不很多；他們寧願把那些在公開庭上“衝鋒陷陣”的“射擊手”的任務讓他們的那些張牙舞爪的美國同事去幹，而他們自己卻藏在後面做“兵工廠”（“製造炮彈”）的工作。因此，從表面上看，他們在法庭上的態度還算是老老實實、循規蹈矩的。

但是也有例外。有些個別的日本律師在法庭上也是很囂張的。例如，前面提過的東條英機的那個辯護律師清瀨一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清瀨是一個著名的日本反動政客。在戰前日本法西斯軍閥統治時代，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幫兇。清瀨一郎在日本軍事佔領結束後的政治生活更是活躍。他一躍而躋身於當權的民主自由黨顯要人物之列。在岸信介內閣時代和池田勇人內閣時代，他都擔任著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的職務。在這一時期，他併發起在名古屋為遠東國際法庭處死的七大戰犯建立一塊龐大的紀念碑，把他們當做“殉國烈士”或“民族英雄”看待。紀念碑的建築費一千五百萬日元是由清瀨一郎、三文字正平（前小磯國昭的辯護人）和林逸郎（前橋本欣五郎的辯護人）籌募的，落成典禮是由清瀨主持的。這樣一個人竟被允許在遠東法庭當辯護律師是令人驚異的。這種事情在紐倫堡法庭是不可能發生的；在那裡，所有被告辯護律師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凡是與希特勒納粹匪幫有任何嚴重瓜葛的人都不準擔任辯護人的職務。可是遠東法庭忽視了這一點，造成了律師們氣焰囂張的惡劣現象。遠東國際法庭對於被告的日美辯護律師的人選幾乎沒有進行過任何認真的審查，一切都是由盟軍總部包辦的。因此，有些戰前日本軍閥統治時代的反動政客，如清瀨一郎之流，也擔任了遠東法庭的辯護律師。甚至有些被告往時的僚屬並與被告犯有“同謀”嫌疑的人也被准許擔任律師職務，替被告辯護。例如，被告梅津的日籍律師池田純久便是梅津的一個老部下。他是一名日本陸軍中將，曾在梅津部下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部第五課課長和副參謀長等職。在1942年，他奉梅津之命，率領了一批軍官到南洋各地考察日本人在那裡建立的軍事佔領制度，以便根據考察所得制定關東軍對蘇聯領土的佔領計劃。池田是極端仇蘇反蘇的，正如梅津和其他關東軍將領一樣。據說遠東法庭的蘇聯檢察人員曾一度主張申請法庭拒絕池田出庭，終以檢察長季楠不願提出此項申請（表面的理由是中途申請更換辯護人將遺日本人以不公平之識），遂作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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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辯護組織：日美辯護律師（3）

清瀨不但在言辭辯論時、在抗議檢方作證檔案時和在反詰檢方提供的證人時表現得窮兇極惡，時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申斥，而且在他替東條所撰的那篇冗長的強詞奪理的辯護狀裡大事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理論”，美化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侵略戰爭政策。在辯護狀的封面上，他還偷偷摸摸地擅自加上了“此乃一歷史檔案也”字樣。這事被發現後遭到了法庭的嚴厲斥責。庭長對清瀨說：“何以這是一篇歷史檔案？這樣一篇東西還配稱做歷史檔案嗎？”然而，儘管如此，法庭為了維持“公平審判”起見，依然是讓清瀨把那篇辯護狀在公開庭上全部宣讀了。

除了清瀨一郎之外，在這約一百名日本律師之中，高柳賢三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高柳是東京帝國大學的老牌教授，著述豐富，是當時日本法學界的一個權威。他在遠東法庭擔任鈴木貞一的辯護律師。但是此人除了在總辯護階段曾經提出並朗誦過一篇冗長的“東京裁判與國際法”的論文之外，在法庭上並沒有什麼精彩的表演。然而，以學識和品質而論，高柳不能說不是日本辯護律師中比較可敬的一個。

除了鵜澤聰明、清瀨一郎和高柳賢三之外，其他日本律師大都庸庸碌碌，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他們在法庭上的表演都不很多。對於不甚重要的檔案或證人，他們雖也擔任一些說明、抗議或質詢的工作，但是當有重大的、有關鍵性意義的檔案提出時或證人出庭時，他們寧願讓那班百無禁忌和好出風頭的美國律師去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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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辯護律師在法庭裡雖然沒有像日本辯護人會一樣的正式組織，但是他們卻有一個領首或頭子，作為他們在必要時的代表。這個人先前是科爾曼（Colemam），科爾曼返美以後，名義上是美國籍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山岡（Yamaoka），實際上是卜烈維特（Blewett），東條英機的美國辯護人。卜烈維特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董之一，他是一個富有資財的美國律師，在東京法庭的美國辯護人中是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