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這個認定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最高的直接責任者還是敵酋松井石根，他是當時日本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官，又是攻佔南京的最高統帥。只要他不故意縱容部下，南京大屠殺事件便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其規模亦必小得多得多，時間亦必短得多得多。因此，正如遠東國際法庭所認定的，松井石根應該是南京大屠殺案的主犯和禍首。

對這樣一個滅絕人性、不負責任的寇酋，遠東國際法庭判處其絞死刑是完全符合正義要求之舉。對中國人說來，也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情。當然，我們絕不能因為松井一人被判處了絞刑而忘卻這樁中國歷史上所罕見的浩劫。相反，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後代都應該牢牢地記住日本侵略軍的這樁滔天罪行，並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我覺得，為了充實歷史和教育人民，我國的歷史工作者對於像轟動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一類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國的其他殘酷暴行，似乎還應該多做些調查研究和編寫宣傳的工作據今年（原文如此——編者注）六月十七日共同社東京電訊報道：日本最近已經出版了一部《原子彈災害白皮書》。全書五十萬字，洋洋大觀。它是集合政治、經濟、社會、物理、醫學各方面的專家，經過相當長期的調查研究而後編寫成功的。這本書對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兩顆原子彈的暴行從各方面做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學的分析，並且精確地肯定了一直未能肯定的兩地遭到殺害的人數（計廣島二十萬、長崎十二萬、共三十二萬）。日本學術界的這種調研精神是值得稱道的，這部書的教育意義將是深遠的。遺憾的是，像南京大屠殺這樣駭人聽聞、轟動全球、被殺人數比廣島和長崎的總和還多的暴行，我們只是在西洋人提姆伯萊的《日軍在華暴行紀實》和施邁士的《南京戰禍寫真》（此二書均無中文譯本）裡看到了一些零星片斷的、不完備、不全面的記載，我們自己則從未出版過這方面內容的書籍，根本沒有像日本《原子彈災害白皮書》或魯塞爾勳爵《�字旗下的災禍》（《納粹戰爭罪行錄》）那樣全面的、科學的、有綜合、有分析的專著。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今天，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於這個缺陷似不應不亟謀補救，亦不應以此類調研有困難、無急需或不愉快為理由而淡然置之。。政協文史研究委員會在這方面似乎也能夠有所作為，至少可以把人們親歷目睹的敵寇暴行列為所收集的資料的選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