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某個時間，我到了利弗莫爾（舊金山東南部的國家實驗室），然後我到斯坦福那邊去吃晚飯，見到了他們搞軍控的那幫人，”曾經擔任過基辛格的副手和福特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回憶道，“他們大約有50個人。其中一個看上去像是個本科生，那就是康迪·賴斯。在這群軍控迷當中，她會就軍控這個深奧的話題大膽發表意見。她富有思想，有教養，不懼威嚇，我想，這個人我一定要認識認識。”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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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5）

賴斯在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長大，是教導顧問約翰·賴斯牧師和小學教師安傑麗娜·賴斯的獨生女。賴斯夫婦是該市黑人中產階級自豪的、受過教育的成員；他們在女兒3歲時就讓她開始學習鋼琴，還讓她上舞蹈、長笛、小提琴和法語課。

伯明翰本身並不像賴斯一家那麼優雅。在著名的火神雕像下，該市實行著種族隔離，白人社團裡的一些人不惜使用暴力來維護現狀。1963年，在該市的種族騷亂高潮中，一座浸禮教教堂被炸，在4個被炸死的孩子當中，有賴斯上小學時的一個朋友。1964年《民權法案》透過時，賴斯和她的父母第一次走進了伯明翰一家考究的餐館，並在那裡用了餐，這是他們此前被拒之門外的地方。

康多莉扎11歲時，和全家一起先是搬到圖斯卡魯薩，在那裡，她的父親當上一所大學的校長，兩年後，又搬到科羅拉多，在那裡，約翰·賴斯開始在丹佛大學擔任行政管理人員。康多莉扎進了私立天主教學校聖瑪麗學院，這是她上的第一所白人和黑人混校的學校。一位教導顧問想跟她說，她不是上大學的材料，但是賴斯對他的忠告不予理睬。她進了丹佛大學，攻讀音樂專業，希望成為能在音樂會上演奏的鋼琴家。大學第二年，她斷定自己不如其他一些音樂天才那麼出色，如果堅持下去，她將來的命運很可能是“教13歲大小的孩子去褻瀆貝多芬的作品”。

賴斯在考慮轉換專業時，恰巧遇到了約瑟夫·科貝爾教授，一位移居國外的捷克外交官。科貝爾，未來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勸說賴斯改學國際關係，特別是蘇聯問題研究。“我深為蘇聯政治的拜占庭式的本質所吸引，為權力、權力如何執行和如何被利用著迷，”賴斯後來解釋道。

她19歲大學畢業，接著到聖母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然後返回丹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的論文論述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及其與蘇聯的關係，以及蘇聯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文職領袖。學業一結束，她便開始在斯坦福大學任教。

在當時，斯坦福是現實主義鼓吹者的天下，這個學派認為，支配國家間關係的是對權力而不是對道德的考慮。賴斯接受了該學派的許多信念和假設，後來一直自認為是現實主義者。“她信奉現實政治，認為國際關係的主要推動力是均勢政治，一個國家內部發生的事情，不應該成為外交關係的一部分，”斯坦福的教員中一位研究俄國問題的同事邁克爾·麥克福爾解釋道。

她在1976年投票贊成卡特擔任總統，但是在1980年，賴斯在認定卡特的對蘇政策過於軟弱之後，離開民主黨的隊伍，投了里根的票。“康迪一直比較保守，”賴斯在學術界年紀最長、關係最密切的朋友、另一位斯坦福大學同事科伊特·布萊克評論道，“她對卡特處理阿富汗問題的反應，使她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民主黨人。從這時起，她便開始自認為是共和黨人。”賴斯的父親是共和黨人，這部分是由於對南部各州中與本黨###的民主黨人的反感造成的，這些白人民主黨人統治著南方，並且竭力阻止黑人投票。

但賴斯並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保守派。她信奉現實主義，這使她有別於她在政府裡的一位未來的同事保羅·沃爾福威茨，後者認為理想和價值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觀點更接近亨利·基辛格和斯考克羅夫特，而不是共和黨內的里根右派人士。

的確，賴斯在當時並不為里根所擅長的對蘇聯的譴責所動。“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對冷戰時期所謂的美國是一座‘民主的燈塔’的說法總有些懷疑，”賴斯後來解釋道，“美國總統這麼說的時候，我就把它歸咎於講稿寫得太糟糕，太誇張。有的時候，我感到非常尷尬，因為美國充其量是個並不完美的民主國家……我的祖先曾經是屬於別人的財產——都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在那些涉及人民有權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選擇統治者的不朽的憲章名句裡，是不包括婦女的。”但是，賴斯承認，她在1989年和1990年在東歐和